“雅各宾们从不吝惜以最残酷的手段，向叛徒和奸细复仇。从今以后，我就是罗伯斯庇尔。”他望着头顶的蓝天，心想，“可是我将比他们活得更久，我将活一百年……我将回到骄傲的巴黎。”
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岁。垂肩的金发和蔚蓝的眼睛，让他看上去好像史诗中的骑士罗兰。
一阵压抑着的抽噎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弗朗西斯掉过脸去，正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在天台的另一侧狠狠地擦拭着眼睛。
“在天台上干什么都是被允许的，包括看星星、说胡话、谈恋爱和哭鼻子。”副旅长长叹一声，“一旦下了楼，可别再掉眼泪！”
男孩子响亮地揩了下鼻子，就不再吭声了，结果差点被另一波眼泪噎得透不过气来。
“过来吧，小老弟。”
彼得·柯克兰扭扭捏捏地来到他身边坐下。弗朗西斯甚至没有动弹，就瞟见了男孩子那红肿的眼角。
“为什么连扎瓦多尼也会牺牲？他是旅长啊……”
“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前面牺牲了，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要想明白这一点，小老弟，然后心里就能平静些。话说回来，亚瑟难道也和你一样哭鼻子吗？”
“他是个没心肝的家伙。上一次见他哭还是九年前，利物浦被阿森纳踢了个八比一，那场球踢得可丢人啦，连我也哭了。”彼得忽然抓住了弗朗西斯的手臂，忿忿不平地问道，“为什么不让我再联络他？哪怕给我别的任务也好！”
“你再长长个子吧……”
“你们到底还是瞧不起我，可我什么都不怕！我什么都不在乎！”
“可是亚瑟在乎你。”
“哼，亚瑟连他自己都不在乎。”
“可是有人在乎他。”
【注】
（1）1933-1934赛季，确实有一场阿森纳8:1胜利物浦的比赛。
第18章
跟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解释什么是“在乎”，并不是件明智的事情。彼得正是那样的年龄，与其考虑怎样好好活着，他更愿意幻想给自己挑个怎样的死法：鉴于人一辈子只能死一次，而这仅有的一次死亡很可能就是一生的盖棺定论，因而比生命更值得珍惜。在游击队的这几个月里，他无数次地想象过自己怎样建立丰功伟绩，女孩子们——十岁的也有，二十岁的也有——怎样如醉如痴地传诵着他的故事。然而她们谁也不可能嫁给他，因为他是一定要在胜利前夕壮烈牺牲的。他想象过自己怎样在敌群中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也想象过自己怎样经受严刑拷打，宁可让人扒掉他的皮，也绝不肯说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重大机密。
然而上级只让他去跟“鲁滨逊”联络。头一回接到这个任务时，彼得在近乎饥不择食的兴奋中，直接顺着宽阔的楼梯扶手从二楼滑到一楼。结果在最后关头，某根不识相的钉子扯了下他的裤脚，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摔在了地上。
现在连这个任务也被移交给别人了。彼得被彻底剥夺了壮烈牺牲的权利。他为死难的弟兄们悲伤不已，并且不能不去想象：倘若让他跟随第一支队一同下山，他们就能反败为胜。他的想象力还没有丰富到单枪匹马进柏林的地步，否则他就要变成刺杀希特勒的英雄了。
然而他的亲哥哥却在做着危险而实在的工作。彼得怀着慢悠悠的愁绪，回想起了九年前那个屈辱的日子：尽管被阿森纳生生灌了八个，但利物浦的小伙子们毕竟拼到了最后一分钟，还进了一球。“当时我不过是在看台上，却好意思埋怨那些踢球的人。”
“拿一条热毛巾来。”安东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吩咐着什么。他非常想反驳她：热毛巾是给病人用的，他自己不需要也不喜欢这玩意儿。为了锻炼躯体和精神，从童年起他就冲冷水澡，无论冬夏。人们若是不相信的话，尽管去问他父亲好啦。
他睁开眼睛，正看见父亲在他床边坐下，还是那一脸大胡子，还是那一身卡斯蒂利亚地区特产的烟草味儿。父亲一边严厉地审视着他，一边抖落左边身上那浸透了鲜血的泥土。安东回想起来了：在1938年初冬的埃布罗河谷前线，父亲中弹牺牲的时候，正是往左边倒下的。
“爸爸，那时你不该牺牲，你让我的妈妈伤心了。”安东轻轻地责难道。
“儿子，后来你不该离开祖国，你让我的妻子伤心了。”父亲轻轻地回答。只这一句话的工夫，父亲飞快地瘦削了下去，变成了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儿。他伸出鹰爪般的双手，狠狠地攫住了儿子的肩膀，丝毫不顾儿子因伤口的牵动而痛得倒抽冷气。
“起来！站起来！”老头儿怒不可遏地喊道，从那被枪弹撕破的共和军军服里，露出了吱吱作响的、生锈的中世纪铠甲，“怎么像个死人似的躺着！西班牙的儿子！”
安东羞愧万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然而这时有人给他掖好被子，于是堂·吉诃德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他体温是多少？”他听见有人问了一句。
“四十一度七。”
他竭力想弄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却闻到了麻药的气息。天黑了。
天亮了。多少次梦见过的原野出现在他的面前。西班牙的原野就像西班牙的少女们，永远用鲜妍明媚的色彩来装扮自己。橄榄树丛是白金色的，麦田是黄铜色的，番茄地是嫣红色的，柠檬树林投下一片睫毛般温柔的暗影。而那被太阳晒黑了的泥土，就宛如从绣花衣袖下露出的丰腴的手臂。
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驮着两筐番茄，慢悠悠地扇动着耳朵。他认识这匹老马，因为堂·吉诃德给它取名叫驽骍难得；他也知道它要往哪儿去——远方的马德里高耸入云，在那里，人们将把鲜艳欲滴的果实呈献在丰收女神广场上。
“我的马德里！”他不由得喊出了声，“你们看见了吗？”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也就是说，只有他一个人看见。在这艰苦的、异国他乡的1943年秋天，西班牙的柠檬树林和番茄地，重又在安东尼奥的心里盛开了。他向着她迈近了两步，却惊惧而痛苦地蒙上了眼睛：“不，这不是西班牙。”
这不像西班牙，西班牙遍地是橄榄、麦穗、番茄和柠檬，眼前却是一片被炸弹翻开了的、被大火烧焦了的土地。然而这是西班牙。安东尼奥在祖国度过的最后两年里，她就是这个模样。
在被蹂躏的原野上躺着一个人，边上围着一群法西斯官兵，对他凶狠地拳打脚踢。安东看不见那人的脸庞，但他明白：受难者只可能是自己人——西班牙共和军的老乡，或者是国际纵队的哪一个弟兄。他冲上前去，想要用自己的双手将受难者从法西斯的魔掌里解救出来，然而无数颗子弹在那一刻扎进了他的胸口。他倒在了祖国温暖的尘土里。
可是，在最后的瞬息里，他还能够看见：受难者从地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挪着带血的步子来到他的身边，将一只晒黑了的手轻轻地放到他的额头上，另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就不再分开。他竭尽最后的力气，低低地说道：
“既然是你送我离开人世……我的亲人！那就让我看一看你的模样吧……”
于是他看见了。
他费劲儿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罗维诺·瓦尔加斯犹如整个失而复得的世界，落在他全部的目光里。起初他以为这不过是另一阵幻影，但是他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那粗糙而火热的手掌，掌心还结着一层薄茧，仿佛一只山鹰伸开羽翼护着他的手背。只有长久地与武器结成挚友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手。
罗维诺大概没有注意到他的苏醒，依旧略略躬着身子，坐在他的床边，陷入到沉思默想中去。安东蓦然想起了自己的梦，于是着急起来了，小心地端详着罗维诺的面孔，生怕找到一丝一毫刑讯折磨留下的印记。他什么也没有找到，同时却不能不留意到：在那张消瘦下去的、镀金般的脸庞上，呈现出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气质。在他面前的罗维诺·瓦尔加斯，似乎是一个新人了。
安东惊异地睁大了眼睛，仿佛新生的婴孩第一次看见世界似的，怀着莫名的欣喜和感动凝望着罗维诺。年轻的意大利人也终于看见了他那橄榄般的绿眸子里蓦然焕发出的光彩，向着他俯下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