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看着他，表情一言难尽：“你想学汉语啊？我第一个就得先教你我名字的读法，每次听你叫我名字都怪别扭的。”
“诶？‘wãngyão’，这么读不对吗？”
王耀听着眉头都快皱成一团了。
“……”伊万陷入沉默之中，一会儿说，“行。反正我最近挺闲的，闲着无聊学学汉语也不错。”说着表情还有点落寞。
王耀一下就明白伊万什么意思了。本来年末最是多事的时候，但最近厂里很多决策都不征询两位专家的意见，私下里他也听到不少人说苏联专家的意见保守落后没必要听，少有人来请教。
伊万向王耀说过，说自己大老远到中国来，却参加不了工作、发挥不了作用，此时说这话多少有点抱怨的意思在里头。王耀在心里其实同情伊万的处境，也觉得厂里一些做法不对，但是他也不好替伊万说话，只能尽量替他排解不满的情绪。
既然伊万提出想学，他便说：“好，我教你，就用春燕的课本。今天的目标就是你能正确地叫我名字。”王耀故意强调了“正确”二字，希望自己刻意玩笑的语气能让伊万稍微振作一点。
王耀给伊万讲汉语拼音的四个声调，然后就带着伊万读。天可怜见，伊万完全没有一个音声调不同意思还能不一样的概念，学起来太费劲了。这四个读音到底哪里不一样了？折腾半天王耀被他带得都快不会读自己名字了。
春燕在旁边笑嘻嘻地看他们读，过一会儿被母亲赶去学习，临走前凑在王耀耳边说：“大哥哥怎么这么笨呀！”
王耀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伊万一看就明白这是在笑他，满脸黑气地笑着问他：“春燕和你说什么呢？”
王耀强忍着笑意，说：“她夸你学得认真呢——对了，一会儿教你把春燕的名字也读一下。”
02
过两天是厂里的党组织活动，王耀作为预备党员也去参加。轮到王耀汇报思想状况的时候，王耀就把教伊万学拼音的事情说出来了。
赵书记听了很高兴：“这个事情太好了！这体现了苏联专家和中国人民之间像亲兄弟一样的友谊，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非常好。而且我们现在在大力推广新式拼音，争取消灭文盲，布拉金斯基作为外国专家，对拼音表现出兴趣，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肯定。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作为一个典型，在全国范围内介绍推广。王耀同志啊，你继续教，如果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材料，尽管向厂里提出来，我们一定帮助解决。但是要注意，要多介绍当前进步的文化，少介绍或不介绍腐朽的封建文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你都应该多向他介绍。”
在场的所有党员同志听到书记的话，都向王耀投来或赞许或艳羡的目光，王耀心里挺开心的，但也有些为难。他本来只当一件小事来说，没想到赵书记这么积极。无论是作为典型事例推广到全国，还是说要向伊万积极介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伊万要是知道了一定不愿意。
转过一周，正是1958年的最后一天。晚上一家人刚吃完饭就接到了赵书记的电话，让王耀听。赵书记对他说：“小王啊，你上次和我说的教苏联专家拼音的事情，我向上面反映了，组织上也积极评价觉得很有宣传价值。今天市里派了有关部门的人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马上就到。你现在来厂里办公楼二楼的的小会议室。”
王耀心里咯噔一下，感觉这事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但他总得去。他披上一件夹棉小袄，冒着寒风往厂里赶。会议室的门虚掩着，能听到里面传来说话的声音却听不清内容。他刻意放轻脚步，在门外深呼吸了好几口才敲了敲门，里面赵书记马上说了声“进来”。
推开门，王耀看见里面并排坐着两个人，一个当然是赵书记，另一个穿着解放装，瘦瘦的，戴着眼镜，看起来很年轻，大概也就二十来岁。赵书记热情地招呼王耀，那人却并不看王耀，只挂着淡淡的笑，慢慢地喝茶。
赵书记迎上来，说：“小王啊，终于来了。大概情况我刚才电话里也和你说了。这位是何裕同志，是上海外国专家局管人事的副局长。你虽然在我们厂里工作，编制是在外国专家局的，何局长算是你的直接上级了。”
王耀平常工资都在厂里开支，又刚参加工作不久，对行政上的事务不敏感。赵书记这番话也意在点拨王耀，让他一会儿说话的时候在态度上注意一些。
王耀听得明白，赶忙走过去，颔首对何局长说：“何局长您好！我是王耀，幸会。”
何局长慢慢站起来，笑着握了握王耀的手，意外地很有力道。他说：“王耀同志，你好啊。你这么年轻就承担了替苏联专家翻译的光荣任务，而且完成得这么好。真是后生可畏啊。”
“哈哈，小王同志确实优秀。他不仅工作上优秀，思想觉悟也很高。他父亲就是党员，你看他今年才二十一岁，已经是预备党员了。”赵书记不等王耀回话，抢过话头把他给夸了一通，倒让王耀很不好意思。
何局长嘉许地点点头。赵书记又冲何局长说：“你们慢慢聊，我先去厂里转转。要有什么事你让一楼的值班员叫我。”
何局长忙摆手，说：“不用不用，赵书记请回去吧。今天晚上打扰您已经很过意不去了，这种小事哪里需要您作陪？我和王耀同志还要聊一会儿，聊完我就直接回去了。”
赵书记略想了想，说：“也好，那我就先回去。要是有什么问题你给我打电话。”
从职务上来说赵书记不比何副局长低，论年龄赵书记又更年长，赵书记对何局长这么客气是在帮王耀，也是给王主任面子。何局长来之前了解过王耀的家庭背景，这些都明白，自然也不敢拿大，恭恭敬敬送赵书记到门口。
何局长回来后请王耀坐下，从桌上拿了另一个搪瓷杯摆到王耀面前：“来，王耀同志，这是给你泡的。可能有点凉了。”
王耀谢过，端起来试试果然已经不烫，打开盖子轻啜了一口。
“本来不该这么突然地在工作时间之外来找你的。”何局长说，“一来最近我的时间安排比较紧，二来也怕耽误你的日常工作，只好辛苦你一下。”
王耀连忙说：“哪里的话，都是为了工作嘛，您不也是加班来找我的。”
何局长笑了笑在王耀旁边坐下。他并不急着和他谈伊万的事，而是和他闲聊了起来：“刚才听赵书记说你今年二十一岁，那算一算你就是国难那年出生的啊。”
“没错，我娘还怀着我的时候就发生了七七事变，”王耀惊讶于对方的细心，说，“不久之后就是八·一三。小时候到处都在打仗，日子不好过。”
“真不容易啊…”何局长感叹道，“我比你大几岁，是三一年生的，老家在东北，后来逃到南边来了。我很能体会这种感觉。”
两人又聊了些以前的事，何局长还说了自己入党的经过。王耀听着，原本紧张的心逐渐放松下来，在心里感到亲切，仿佛自己与何局长相识已久。
接着何局长拿出笔记本，他们开始谈起伊万。何局长问了他平时和伊万一起工作的情况、他们一家和伊万的关系、伊万对于拼音是怎么产生兴趣的、如今学得怎么样等等，不时在笔记本上写写划划。
王耀感觉这位何局长人很好，说起话来平实而有力。他既不寡言少语、也不像赵书记或刘厂长那样长篇大论，说的话总是在点子上，让人觉得很舒服。
“好的。王耀同志，非常感谢你今天晚上的配合。今天说的内容，不日就会刊登出来。”何局长收好笔记本，拍拍王耀的肩膀，“今天和你聊得很开心，看到我们党有你这样有觉悟的青年在预备党员队伍，我尤其高兴。”
王耀被夸得心里美滋滋的，表面上还是谦虚地说：“不敢不敢，我还要多进步，向前辈学习。”
王耀以为何局长要离开了，却并没有。何局长沉吟了一会儿，突然说：“王耀同志啊，其实今天我来，向你询问情况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也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王耀愣了一下，有种不太好的预感。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您请说，组织上的任务我一定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