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敏药简直是救了伊万一命，他对此万分感激。直到崔筱离开，他才注意到崔筱拿来的白色布袋。等他看清上面印着蓝色徽标和公司名，他像是遭了雷一般定在那里动弹不得——江南造船，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时隔三十八年又这样生动地出现在他面前。
伊万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呆呆地看着。他伸手抚摸袋子上的徽标——从前是没有这个徽标的，厂名好像也长得不一样了…对了，那时候用的是繁体字。但毫无疑问，这就是他们的造船厂。
阳光慢慢变成艳红色，然后隐没到地平线下，但伊万只是坐在那里。像是一封三十八年前寄出的信件颠沛流离终于送到了目的地，所有以为忘记却从来没能真正忘记的事情漫上他的心头。
过敏的时候他不去厂里，王耀来家里陪他，要是无事他们便一起在书房里看书或闲聊。有一次王耀说他平常吃饭太不讲究，忙了一个下午要给他做饭。结果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巧，他那天晚上就发了哮喘，王耀觉得是他的错，急得哭了起来。
他的内心仍在追问，这一切都是假的吗？你曾经爱过我吗？哪怕只是一瞬间，你为你对我做的事情感到过歉疚吗？
他用布满皱纹的双手将布袋上的皱褶抚平，凝视着“江南造船”四个字。
过往找上了他。
2
伊万问崔筱袋子的来历时，崔筱似乎很惊讶。“我随手拿的，”她说，“我爸爸原来是造船厂的工人，我家这种袋子好多。”
伊万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他问崔筱：“你原本住在造船厂的职工宿舍？”
崔筱点了点头。
伊万的声音几乎是颤抖着，问崔筱：“那么你认识一个叫王耀的人吗？他也住在造船厂。他父亲叫王修平，原来是造船厂的技术主任。” 他意识到他离王耀竟是如此之近。
崔筱歪着脑袋想了想，“王修平…”她慢慢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露出困惑的表情，“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我不记得有这位技术主任呀。”
伊万突然明白过来，那确实是太久之前的事情了。“噢，很早了。”他说，“1960年，你那时候还没出生吧？”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从他离开起可过了快四十年！他们也许早去了其他单位，家也搬到别的地方。但他还是不死心地问崔筱，“完全没听说过这个人吗？…好吧。那你能替我问问你的父亲吗，他也许知道些什么。”
崔筱好奇地问伊万这是谁，他又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人的消息。
伊万愣了一下，露出苦涩的微笑。该怎么说呢？他告诉崔筱，自己在年轻时曾经作为援华专家来到江南造船厂：“王耀是我的翻译、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自从离开之后我便失去了他的消息。我想知道他现在过得如何。”
崔筱爽快地答应替伊万问。她晚上给家里打电话，第二天就告诉伊万，说她父亲也没听说过这么个人。她说：“爸爸73年进的造船厂，或许那时候他们就不在厂里了。”
她看到伊万听到这个消息便呆呆地愣住了，长叹一口气，说谢谢她帮他问。看到这位老人失落的表情，崔筱感到于心不忍。“除了造船厂，您还知道他的其他信息吗？”她问伊万，“也可以去别的地方找找。”
伊万想起王耀原来在复旦大学俄文系当讲师，于是崔筱又托在复旦大学的高中同学去俄文系问有没有叫“王耀”的讲师或者教授，也还是没有。后来又找到了俄文系创系以来所有教授的名录，也没有王耀——讲师是不在名单上的，可知后来王耀并没有在这里当上教授。
伊万已经灰心丧气。确实是过了太久了，过去的痕迹像海滩上的脚印，很快被浪冲走。王耀的身影消失在长长的岁月中，再找不到了——噢或许，难道说从来就没有王耀这么一个人。伊万如何能证明王耀确实存在过，任何东西？不，什么都不剩了，所有和王耀有关的东西都被烧成灰烬，他把中苏友谊纪念章卖给一位年轻的美国收藏家。这一切除了存在他的回忆中，还存在于哪里呢？只剩下一段回忆，此外什么都没有了。
但崔筱还没有放弃，她打电话给以前在造船厂大院里认识的叔叔阿姨，问他们是否知道有这么个人，却从没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直到研讨会的最后一天，第一份相关的证据终于出现了。
一位崔筱联系过的阿姨打电话给她，说她那天去档案室，想起崔筱问她的事情就翻了翻厂史，结果真在历任厂领导的名录中找到了王修平这个人。他在1950年到1970年间担任造船厂的技术主任，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崔筱把这件事告诉伊万，显得比伊万还高兴。是了，她之前怎么忘了造船厂的档案室！在研讨会结束之后伊万还会在上海多待一天，周日才搭飞机回哈尔滨。她问伊万要不要去造船厂看看，她可以拜托管档案室的阿姨给他们开门，也许在那里能找到更多相关的信息。
他们一早就出发，十点多到了造船厂。伊万看着崭新的办公楼和厂房，不禁又是一阵感慨。这世界什么都在变，只有他仍然活在过去。
管档案室的吴阿姨抱了一摞文件夹放在桌子上，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资料。她把手按在那叠文件上，碎碎地叮嘱二人：“东西看了要放回原处，一页页都夹回去，晓得伐？勿要弄乱了！”崔筱再三保证他们一定不会弄坏东西，吴阿姨才把手拿开，让他们自己看。
伊万在那里翻看文件，崔筱便站在一旁和吴阿姨闲聊。
“长远伐见，侬好伐？”吴阿姨说，“听人道侬姆妈也下岗了，噶额？”
崔筱叹了口气，说：“是额，伊拉纺织厂去年倒闭了。”
他们聊起造船厂几年前的股份制改革，一批工人在那时候下岗了，包括崔筱的父亲。过去像这样的大型国企都是一个个小社会，国企的人是社会上顶光荣的，生老病死都有单位照顾。这是一辈子的铁饭碗，出去也受人尊敬。谁能想到会在中年的时候突然下岗呢？崔筱的父亲好歹有点手艺。他买断了工龄，自己做管道工，后来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个五金店，专卖装修器材。
崔筱的母亲则在一家国营纺织厂，去年倒闭后也下岗了，还好有父亲的一点收入支撑家庭。
下岗的船厂工人们，有人出去赚了大钱，有人打零工勉强度日，也有人把钱赌光又欠下一屁股债。崔筱和吴阿姨聊着过去认识的那些人的近况。突然吴阿姨瞪起眼睛，用手指着伊万，边叫嚷着边走过去：“说了要小心！侬做甚？！眼泪水勿要抹上去！”
崔筱转头一看，才发现伊万在擦眼泪，赶紧过去看是怎么了。她看到伊万面前摆着一张剪报，上面的文章报道建国十周年大庆的时候上海组织的群众游行。其中一张配图正是造船厂的游行方队，怀抱鲜花、高举旗帜。画面中央的青年留着长发，在脑后梳成一个小辫，尽管印得不清晰，但能看出来他正扭头向后看。这是在看谁呢？
崔筱疑惑地看着伊万，对方哭得不能自已。怎么了，这张报纸怎么了？
吴阿姨赶紧把文件收好移开，无奈地叹气道：“老人家，侬哭啥？”
……
两人一无所获地离开了造船厂，没有找到关于王耀一家之后去向的线索。不过在伊万的再三要求之下，吴阿姨同意把那版剪报给他复印一份，伊万则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口袋里。
回去的路上，任凭崔筱怎么问，伊万也不肯说那张报纸怎么了——那就算了吧。无论如何，她试图帮伊万找到过去挚友的努力看来是要落空了。
中午伊万要请崔筱去吃她喜欢的肯德基，崔筱当然不肯，但伊万一直坚持，他们最后还是去了学校附近的一家肯德基。伊万给崔筱点了一大份套餐，只给自己点了一个汉堡——他至今还是不习惯这种美式快餐。
崔筱边啃鸡翅边说：“教授，您也别难过了。您给我留个地址吧，我再帮您打听打听，要是有消息了我给您写信。”
她没想到的是，下午吴阿姨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宿管阿姨在楼下喊她去听电话，她趿着拖鞋、穿着单衫跑下去。“小囡，我想起个事情——侬可勿要帮那老人找了！”她听到吴阿姨在电话那头这么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