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像是他会选择的做法，但这也根本不是一场属于他的战斗。列宁说过要像雄鹰一样不断地战斗，但他也说过“未来是属于青年的”。伊万曾毫无保留地为国家付出自己的一切，如今年华已逝。他完成自己的使命从岗哨上退下，衰老而疲惫，什么都做不了了。现在他只希望得到食物、安全和尊严，却不能如愿。
他和女儿的关系也从未好转。伊万为自己在法茵卡童年的缺位而歉疚，一直希望能和法茵卡和好，尽其所能弥补一点过去的错误。但法茵卡既不喜欢也不需要他。对她而言伊万是一个虚情假意的父亲、一个从不在妈妈和她需要时出现的名字，直到老无所依才想起她来，法茵卡不接受这样的道歉。
伊万最后一次见到法茵卡是在家门口，法茵卡抱着她的孩子正和娜塔莎贴脸告别。当她转身看到伊万时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板着脸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伊万在身后叫法茵卡的名字，但她头也不回。伊万的目光紧紧跟着她，转过楼梯便看不见了。
几年前法茵卡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这些都是娜塔莎告诉伊万的，但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他名义上的外孙女。伊万远远地看到小孩脸上泛着病态的嫣红，想问娜塔莎孩子是不是生病了，话到嘴边却一时想不起外孙女的名字来。他明明记得娜塔莎告诉过他的，可是怎么都想不起来，只好磕磕绊绊地问：“这是怎么了？”
伊万的心里空落落的，再次感到他与这个城市毫无瓜葛。他在这里生活几十年却没留下任何东西，他既不明白如何爱人也不为人所爱，徒劳无功的尝试总也不会成功，兜兜转转他永远孤身一人。实际上他了无牵挂，他一直都无拘无束。
1993年收到中国大学的邀请时，伊万刚刚见证了伴随休克疗法而来的大通胀。物价疯涨几十倍，可以想见，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填饱肚子并不容易。他想去中国，让娜塔莎和他一起去。娜塔莎气得摔东西，跟他大吵一架，最后却哭了。
娜塔莎气愤的理由让伊万很意外。他无法否认，所有使中国对他如此特别的缘由，最终都归于他在中国的五年和一个他无法逃离的人，所有的一切他永志不忘。要是岁月尚未将他打磨得如此驽钝，他一定要尽一切可能找到王耀，谁也拦不住他。但对现在的他而言，那都是那么久远的事了。他还想再见到王耀吗？伊万无法回答。
他老了，激情已经褪去，记忆也开始模糊不清。往事如镜花水月，纵然留下美轮美奂的残影，但要是走近去探究——事情记不全了、细节也对不上了，水中月影一碰就碎。他有时候疑惑，在中国的事情真有那么美好吗？还是他因为生活不顺，经年累月将回忆改造成了现在的样子？
其实只要细想，就会发现其中的荒诞之处。王耀与他的交往从头到尾都浸透着虚伪和算计，王耀欺骗并利用了他，或许早将他抛诸脑后，他却深陷其中念念不忘。即使找到王耀又能怎么样，他会去质问王耀当年为什么要骗他吗？这又有什么意义，只是再一次证明自己的可悲，明白自己确实从未被爱过。
回忆本就是主观而多变的东西，同样一件事，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心理需求和主观感受来记住它，而这件事本身在发生的一刹那便流入奔腾的历史长河。脚下是浑浊而真实的生活：他想要逃离的家庭生活、和女儿紧张的关系、无法理解的剧变中的祖国。所有这一切让伊万把记忆改造成如今的模样，成为他寄托感情的精神故乡。
精神故乡的宝贵之处正在于我们永远都回不去，因此可以尽情声称它比一切真实存在的事物都更好。我们因此相信这个世界上仍有一片净土，从而心怀光明地活下去。
不要试图回到那里，也不要去找他。这是最明智的做法。
可娜塔莎不相信，她执着地认定伊万去中国是为了找王耀，说要是伊万去中国她就再也不认他这个哥哥了。何况她的朋友和社会关系都在莫斯科，娜塔莎也不想离开这里去一个文化和语言都截然不同的国度。
伊万并非一定要得到娜塔莎的同意，尽管血脉将他们连接在一起，但他们是完全独立的个体。可当伊万回顾往昔，娜塔莎是唯一陪伴他度过漫长岁月的人。
1993年底俄罗斯发生宪政危机，叶利钦强行解散议会，几乎要演变成内战；1994年政府颁布了新的经济改革方案，但经济仍然不见起色。伊万明知俄罗斯的情况在一天天恶化，他不能把娜塔莎一个人留在这里。
伊万与中国的实验室保持联系，期间以学术交流的名义去过几次哈尔滨。伊万曾经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待过两年，过去的友谊仍旧没有被遗忘。一位旧识现在是系主任，他真诚地邀请伊万来他们学校工作。
伊万告诉娜塔莎，去中国就不用担心吃不上饭了。每次他去中国总会带些东西回来，最常带的是方便面，和其他零碎满满地塞一整个皮箱，回来还能换别的东西。
渐渐地娜塔莎也有些动心。她犹豫许久，最终向伊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说：“那你不要去上海。”
伊万答应了，于是他们在1994年底一起来到中国。
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并没让他们觉得离家太远。这座由俄罗斯人奠基的城市仍然保留许多俄式建筑，尤其是中央大街，常在不经意间给他们带来家乡的气息。
最大的不便是语言不通。和过去不一样，现在中国的学生都不学俄语了，英语才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外语。伊万英语还行，但他和他的中国学生口语都算不上很好，有时候因为口音问题重复几遍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不得不拿纸把单词写下来。
既然有这样的困难，伊万原本也很愿意学中文，他便开始学了。他的学生中不少也会把俄语课作为二外，实验室里中英俄三种语言混着用，交流还算顺畅。
娜塔莎一开始不想学中文，但语言不通总是诸多不便。她想将来能不能开个诊所，便也开始学了——当然后来她意识到她的医师执照在中国用不了，这是后话。但自从能简单地用中文交流之后，她便与邻居熟悉了起来，经常相约晨练、逛街，也不觉得无聊了。
鸡飞狗跳的一两年后，他们都逐渐适应了在中国的生活。伊万重新得到研究经费，实验室的工作步入正轨。娜塔莎认识了许多中国朋友，其中还有本地的俄罗斯族人，现在中文说得比伊万还好。朋友们知道娜塔莎原来是医生，要是身体有点小毛病都会来问她。娜塔莎总是乐于帮忙，很高兴自己多年的医术还用得上。
和在莫斯科时一样，他们仍然时常为琐事而争吵，但这不就是生活本来的面貌吗？
伊万并非从没想过要去上海，但每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他总是同时感到希望和畏惧。当他学会中文里“近乡情怯”这个词语时，他觉得这再贴切不过了。尽管上海并不是他的故乡，心情却完全是相通的。
他的内心仍在追问当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王耀要对他如此决绝。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勇气去探究。也许他从来都没弄明白真正的王耀是怎么样的，即使找到王耀，也许他最终得到的只有嘲笑和不屑。他的愚蠢和痴心让他念念不忘，他咎由自取，这是再好不过的嘲笑他的理由。他害怕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他连那个美好的影子都要失去了。
他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上海，但机缘巧合还是把他再次带到了这里。他在1998年受邀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原本是在东南大学，但由于一系列协调上的问题，临时改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不便临时推拒，他还是来了。
五月初并不是来上海的好时候，一连打了几个喷嚏之后伊万才意识到这一点。上海以法国梧桐的细绒欢迎了他，简而言之他花粉过敏了。尽管伊万在哈尔滨也每年都过敏，但北方的花粉季和春天一样姗姗来迟，他要到五月底才需全副武装。
缺乏准备让他的上海之行一开始便遭遇了滑铁卢，却也成了他和崔筱熟悉起来的第一个契机。
崔筱是系学生会组织部的副部长，研讨会的主要召集人又正好是她的导师，她自然忙前忙后出力许多。得知伊万花粉过敏后，她当天下午就去买了抗敏药和口罩，又向实验室要了一副护目镜，一并给伊万送来。平时开会都在室内，只要路上做好防护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