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板着脸，没直接回答她。“你说，你这个姐姐――不对。你这个姨妈到底在想什么？”她抱怨道，“那么多人想活还活不下去。她倒好，带头送死，还鼓励其他姑娘们一起去！两年前才闹过一次革命，结果你也看到了。能有什么好结果？”
她说着说着气势就弱下去：“……她明明已经做了那么多事情。为什么就是不知道满足？”
“我不知道。”珂赛特说，“我也不能理解她为什么非得去战斗。那明明就是男人们的事情。可是……如果她是一个满足于眼下的人，这所学校也就不会有了，对不对？”
安妮苦笑一声。“是啊。”她低声说，“我早该知道了……她就是这种人。”
“那您原谅她了吗？”
“绝对没有！”
第100章 第九十九章
与此同时，冉阿让则在为学校的事情奔忙。
因为这场革命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如今需要帮助的女工和孩童反而比以往更多了。一些学生如今已没法继续来上课。孩子失去了父母、父母失去了孩子、姐妹失去了兄弟。由于柯洛娜的缺席，识字班停上了，但需要帮助的女工却不会减少。安妮、芳汀加上珂赛特都忙得团团转，实在没办法了，拉上他也来帮忙。最近冉阿让只有极少的时间会在学校里，大部分时候他总按照安妮或芳汀提供的信息在外头奔走，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每家给一点钱，供他们渡过难关。
六月十二日那天晚上，他从一户女工的家中出来，正要去另一家。他脚步匆匆地穿过圣母院桥，走到桥头时，却忽然停下了。
他看见桥的另一头有个黑影，双手撑住栏杆，望着桥下激荡的水流。他认出了那个人影：那是沙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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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个革命者。”沙威在警察局同局长一遍又一遍地坚持，“我可以向您发誓，长官，我在街垒上亲眼看到了她――她和在场的那些革命者一起作战，她甚至开枪打死了人。”
这已经是一周里第三次几乎相同的对话。警察局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一定是你看错了，已经调查过她们家，没有这回事。”
局长认识埃弗瑞蒙德小姐。早几年在她刚刚成名的时候局长还辗转托她作过一幅画，局长夫人也同她有些私交，很知道她的声名：哪怕她逐渐淡出贵族社交圈，仍旧与好几个伯爵夫人、侯爵夫人交好，上流社会仍对她的画作趋之若鹜。另一方面呢，他也很清楚埃弗瑞蒙德小姐办了识字班、开了女子中等学校，广受人民的爱戴。倘若抓了她，必定会受到两方面的夹击，马尔塞夫伯爵夫人头一个就要对他不满，群情激奋的女工就更不用提了。更别说，就在几天前，吉斯凯命令医生告发伤员的那项通知才刚刚激怒了舆论、也激怒了国王，局长听说国王为了这项通知发了好一通的火。
监狱里多一个、少一个革命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凭借一个女人，又能成什么气候！何必为了这事而触霉头？“你可以下去了。”他说。
但沙威顽固地站在原地。“前去搜查的警察甚至没有进她的家门，那是不行的。”他坚持说，“她一定是在街垒上受了伤，只要我们闯进去，就可以抓捕她――”
“抓捕她又怎么样？”局长猛然站起身来，暴怒地问道，最近复杂的局势早已把他的耐心磨得十分稀薄，眼下忍无可忍，所有的脾气便突然全部朝着沙威爆发出来，“就算搜查到她，就算她受了伤，那又怎么样？谁又能证明她是个革命者？无凭无据地闯进一个著名画家的家里，抓一个身上带着伤的女人，把她关进监牢里――你好大的胆子，你知不知道这会引起公众的激愤？你知不知道宫廷里有多少人追求埃弗瑞蒙德的画作，就连皇帝都夸赞过她的肖像画？”
“我能够证明。”沙威平静地说，似乎完全不为局长的暴怒所动，“我在街垒上见到她，她还认出了我，同我交谈过。”
“你这个蠢猪，听听你说的都是些什么鬼话！”局长咆哮道，“她是个革命者，在街垒上认出来了一个警察密探，还把他放走了――谁会信这种瞎话！如果她真是个革命者，就该一枪毙了你干脆！”
“我也的确不能够理解她为何放走了我。”沙威说，“但这和她是革命者并没有关系――”
“见你妈的鬼的没有关系！”局长吼道，“我受够你的胡言乱语了，滚出去，我不想再听到这些胡说八道的指控！”
沙威僵硬地慢慢朝局长行了个礼，然后走出门去。他心里已经很清楚这事的结局：哪怕他真的找到柯洛娜・埃弗瑞蒙德，将她逮捕归案，警察局长也不会受理这件事。有没有证据无关紧要：哪怕他真找到其他证据、其他证人，局长也会视而不见，恭恭敬敬地将她请出警察局的大门。
只因为她是著名的画家，只因为她交好贵族、在平民中又有人望，她就拥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
那么，真正的贵族呢？
贵族在许多时候拥有豁免权，但仅限于一小部分特殊的情况。他们得到法律承认的那一部分特权，沙威是完全认可、完全尊重的。可是，面对其他一些罪名――譬如杀人、抢劫、谋反和叛国等等――贵族的头衔也无济于事，该受到惩罚的仍旧要受惩罚。可是现在他亲眼看见了：这样的惩罚很多时候并没有办法执行。埃弗瑞蒙德是一例，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不知道还有多少例子。
其实，这也并不是他第一天知道这件事情。沙威不是个埋头于自己世界的理想主义者，眼下执法过程中的种种弊病，他早都看在眼里。可是这一次，他的心里却闪过那天埃弗瑞蒙德小姐和他在街垒上的对话。
“您真的相信这样的律法是上帝的神圣旨意吗？”她问。
那天回去之后，鬼使神差地，沙威找了从前的旧法典来看。他读到曾经的那些法律――拿破仑时期的、大革命时期的、路易十六时期的。每一本律法都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他读得越多，越反倒印证了埃弗瑞蒙德小姐的话：很多时候，罪犯和贵族，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只是一本新的律法生效后的改变。甚至在大革命期间，很多时候，先杀了人，先审判了罪行，而后法律才姗姗来迟。
这几日以来，他的心里极为混乱，这颗脑袋在盲目从命时是很清晰的，现在则已失去它的清澈，在这块水晶中已出现了云雾。他如今在这混乱中抓住的唯一一线生机就是逮捕埃弗瑞蒙德，判她的罪，这样一来，她的所有言论都只不过是一个罪人的胡言乱语，而犯罪者的言论是不足以采信的。
但局长拒绝了他，并且以此证明了埃弗瑞蒙德说出的某些话的确是正确的。
他痛苦极了。他逐渐隐约地意识到，在那云雾遮掩的背后，仿佛还存在着另一条路。也许并不像他一直以来踏着的那条路途那样清晰明朗，但的的确确存在着。他被迫承认事情会有例外，权力也会变得窘困，规章在一件事实面前也可以是不知所措的，并非一切都可框进法规条文中去，尊贵和卑微可以在一夜之间互相颠倒，世人可以堂堂正正地犯罪而不受惩罚，或许也有些人原本无辜却遭受不公平的责罚。
那么他该怎么办呢？他不知道。他这一生中都沿着一条路笔直地走下去，可是如今眼前突然出现了岔路。他无所适从，他的平静坚稳的世界出现了裂痕。他感到脚下的大地崩塌了，他陷入到一团黑色的漩涡当中去。
当冉阿让看到他的时候，沙威正在俯视着塞纳河最湍急那一段的激流。天色已经很暗了，黑色的大漩涡在他脚下怒吼奔涌，而他的心情并不比这漩涡更平静半分。
冉阿让吃了一惊。他认识沙威很久，也说得上是了解他，可从来没有看他做过一件与职责无关的事情，更不用提是站在桥头发呆。他甚至狐疑地望了望桥下的流水，怀疑是否有个罪犯藏身在那底下――可是在那一段，任何活人都是不可能接近的。
这反常的举止令冉阿让有些不安。他快步走过圣母院桥，沙威好像整个人陷入到沉思之中，完全没注意他走近了。冉阿让本想悄悄地离开，可是有些说不上来的东西又令他放不下心：如果不是沙威，如果换个人站在这儿，他只怕会觉得这人要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