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还以为这位远房的亲戚，应该有我父亲的岁数。可没成想我在火车站接到的，却是一个还小我一岁的青年，那便是解雨臣。
不过他一向比我有出息得多，那时候不过二十一二的年纪，却由于各种机缘巧合，早把祖国的南北走遍，已经开始慢慢地做起了生意。
我们不是一样的人，但或许因为我们身上流着几分之一的相同的血，见面之后聊几句，竟然生出一种已是故人的感觉。
几年前我有一次去北京办事，没有联系他又被他发现，解雨臣打着电话把我骂了一顿，说是再敢有下次，就要把吴邪：“直接打死算我的。”
从那以后我别说是去北京，就算去的是秦皇岛或通县，也得先给他打电话报备。
这次也一样。只是解雨臣生意越做越好，商人脾气也越来越重，每次我上北京，他都会安排最好的酒店，再带着我从八达岭到避暑山庄一路消费个遍，临到走了，又要我连吃带拿，还不许我掏一分钱。
我不好意思老跟着他蹭，因此每次都在最后关头才给他打电话，少给他留些发挥的空间。
这次我打了电话，跟解雨臣联系上，他却说中午订好了请几个不熟的老板吃饭，我不方便中途过去，只能下午三四点约在老地方喝茶。
解雨臣说的老地方，自然也不是等闲之所。那里离长安街慢悠悠地散步也只要二十分钟，店里的环境陈设很讲究，一壶茶贵的能卖到一百多元。改开以来，在北京做跨国生意的大老板，都很喜欢在那处请客。因此连服务员都是外语学院的学生在赚外快。
这样的地方，要是解雨臣不请客，我是绝不会去的。
我在一九八二年毕业以后，先是服从学校分配，去了长春的农林总局上班。工作稳定以后便拿了家里三万块钱的帮助，买下了局里分配的职工房。
当时考虑到小孩的教育问题，张起灵在我毕业那年就从林场辞职，白天在长春做一份普通的工作，晚上去念了成人夜校。我们又把已经四五岁的张炜麒，和仅有三岁的吴佑麟从杭州接回长春。
因此一直到吴佑麟上小学以前，家里都是一团忙乱。先不说老张没有学历，他白天的那份工作不太赚钱，交了他自己的学费和老大在幼儿园的用度以后便所剩无几的事，就只说我在农林局上班，也不是什么肥差。
我那会儿的收入多少是比张起灵好点，可吴佑麟太小，两个大人白天没时间管他，这就又只有把他送去附近的人家里托管。
当时我们那一片的平均水准是管孩子中午晚上两顿饭，下午还给点水果吃，但收钱却不便宜。八十年代的工资也就那一点点，吴佑麟每个月光这一项就得花出去二三十块。
家里用度太紧，我便自觉没用。我的大学专业是扶持项目，念书吃饭都不用花钱，可毕业以后，我作为一个金贵的本科学生，却连家都快养不起了。我已有两个小孩，买房的钱也是父母掏的，因此再不好意思向家里开口。
我的三婶陈文锦，那时候也已经顺利毕业，在杭州二中教语文。每个月工资较为丰厚。再加上我三叔，不知道又在捣腾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整天杭州长沙两头跑，往家里拿的钱也越来越多。
我工作的第二年夏天，我三叔还特意找了一个律师，把人灌得五迷三道，称兄道弟以后便仔细问了杀人罪的追诉期。确定潘子的定罪年限已过，便去林场接了潘子回他身边，算是当伙计。
去接潘子时，我三叔在我那里暂住几天。从此便看出了我与张起灵的窘境，陈文锦从那以后就老托我帮她买点山货，给我寄钱时便是十倍二十倍地给。
我本是脸也不要了这钱也不该收。可自古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若不收下日子就难以为继。我担心张起灵知道了在心里多想，便偷偷拿了一个小本，把这些钱一笔一笔都记着，只待以后宽裕了再还给他们。
可后来想也知道，我们吵了一架，我的三叔三婶也没要这笔钱。
张起灵一向是个很顶事的人。我怀吴佑麟的时候胎位不正，到生孩子那天便是横生逆产。如果不是有剖腹手术，我可能还没有那个命数活到今天。可从那之后好几年，我的身体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好，连送孩子回杭州，都是张起灵请了假一个人去办的。
为此我二叔还记了他一仇，只说：“结婚以前，长辈没见过男方就算了，哪里有婚后第一次回门，就只有姑爷带着孩子回来的？”
他后来跟着我上了长春，日子也是难熬。张起灵不愿意我受累，让我每天只管上班，家事都是他在做。早上先送张炜麒去幼儿园，上班路上就带着老二去托管的人家。下午下了班，先接了张炜麒一道去买菜，做了晚饭随便吃了又要急匆匆地赶去夜校上课，再回来，就已临近午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