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下班带了吴佑麟回家，常常正好碰见他在楼道里炉子旁边切菜。他背后整个职工宿舍的楼道里都是乱哄哄的。做饭的、吵架的、小孩玩闹的，甚至追在孩子后面拿着衣架要去打的都有。
张起灵就在那其中低着头认真做他的事。曾经长白山间的神明，如今在人世烟火之中，似乎仍然不动如山。
但他到底不是真的神，他念夜校那两年，白天晚上都是事，一身肌肉都消下去不少。有时我晚上抱着他，觉得心疼，还会哭或叹气。张起灵在累极了的半梦半醒之间，也会拉着我的手，声音平淡地说一声：“没事。”
这样的日子，我们一直过到吴佑麟上小学。那时张起灵从夜校毕业了一两年，我们找了关系又送了钱，总算把他安排进农林局的编制，由此才算松了一口气。
可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又遇上国有单位改革。我二叔是个能把世事看得很透的、绝顶聪明的人，他在当时就警告我们说只怕是铁饭碗也要在未来被打个粉碎，不如提前做好准备。
我与张起灵又是一番商议，最后决定还是我去辞职，学习如何做生意的事。毕竟我对山货已算是很了解，家里还有一个山里的霸王坐着，只要能打开销路，总是有钱赚的。
那时候，经济发展的情况不稳定、不平均。总是一年好，一年差，一些地方很富，一些地方却又是带不动地穷。我已至而立，刚开始做生意摸不到罩门，即便有我三叔的提点和解雨臣的照顾，也是赔了几次钱的。
可渐渐地，学费交得多了，到了九十年代，竟然也一天比一天好了。
我这次上北京，便是为了谈自己生意的事。其实两个孩子长大以后，我谈生意，张起灵也会陪着，只是今年家里又迎来高考考生，轮到张炜麒去考试不说，吴佑麟也是上高一的时候。
他们两个小孩，一个比一个费劲。我们后来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也买了彩电。他们两个经常趁我和张起灵睡着以后偷偷去看电视。
张炜麒觉得自己很帅，如果能去演电影，那其他男演员，哪怕是周润发也一定没有饭吃，而吴佑麟更不得了，见了几次梁医生的老公，便觉得辍学去当兵就是他的出路了。
因此，这两个东西，在这个节骨眼上，是离不了张起灵的管束的。
我一个人在北京晃了几天，下午又约好同解雨臣喝茶，之前生意也谈得顺利，此时便很想那大小三个。我在宾馆里打电话回去问了一回，又说了自己这边的事，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这才出门往那家茶楼去了。
而等我到了茶楼，身上带着的BP机又叫起来。用茶楼的电话再一打，才知道是是解小花同志中午吃饭，认识了一个很聊得来的北京倒爷，叫什么王胖子的。只一顿饭便吃得这俩人打算拜把子。因此多喝了几杯酒，现在正身上发热。
那个什么胖子我不知道，但解雨臣却是全天下最讲究的人。此番喝得脸烫耳热，他是绝不肯直接来茶楼，而要回去洗了澡，换身衣服，兴许还得小睡几分钟才肯再见人。
他在电话里也是这样跟我说的，直道：“吴邪，你先喝茶等着我。到时候让你跟那胖子也认识认识。”
他说完我就骂他几句怎么这样不靠谱，晚上得去北京饭店赔罪才能过关。
解雨臣听了也笑着啐骂道：“你哪次上北京我短你北京饭店吃了？”
电话打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先开着雅间等。这个茶楼的迎宾很不得了，我一年顶多也来不了五次，但她却能记住我的脸不说，连解雨臣常要的雅间也能和我一起对上号记住。
她见了是我，热络地招呼一番，便把我往楼上引。我在这里也算半个熟客，也不客气地跟在她身后往上走。上了二楼走廊，那迎宾还同我讲起了别的，说是最近很流行送猴头菇的礼盒去托人办事，我要是有好的，她想收一些。
我正想着怎么答，一个没留神，右侧雅间开门走出来一个人，几乎同我撞个正着。
那是一个身量不高的女人，穿着一身蓝色绣花的旗袍，还围着一个黑的毛披肩。我差点把她撞倒，说了两句抱歉。
但她却定定地看着我，把嘴一张，迟疑地叫了一声：“吴邪？”
我自以为不认识她，听她叫出我的名字后仔细看了她几眼，这才发现，那女人竟是顾映荷。
这怪不得我没把她认出来。顾映荷的脸上画着浓妆，耳朵上戴着一对不知是什么的蓝色宝石耳环，脖子上是一枚足有半个巴掌大象牙的佛牌，手上腕子上也算珠玉环绕。
且她虽然还是胖，但已不是臃肿。被旗袍包裹的身体有种珠圆玉润的味道，比起瘦如水葱的小姑娘，倒是更与旗袍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