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辉心中颇为讶异，这穷酸学究原来也有这么讲究的一面，他礼貌地回答了一句：“咖啡好了。”厨房里“哦”了一声，不久后，王策就捧着咖啡出来，郑而重之地摆在刘文辉面前。
刘文辉看着面前的咖啡简直哭笑不得，他本就对咖啡的质量不抱希望，但怎么都没想到，这西洋人的饮品竟然盛在一个又粗又俗的大瓷碗里头，看来，这位王先生的生活就是一个大战场，精致与贫穷这一对宿敌已经在战场上厮杀得尸横遍野了。
王策也为自己泡了一碗咖啡，他还拿出了一个茶罐子，里面是一些结了块的奶粉。“要不要加牛奶？”他问。刘文辉急忙摇头：“我习惯喝清咖！”
这咖啡既不解暑也不解乏，刘文辉压下了满肚子的嫌弃几口灌了下去，就匆匆进入正题：“王先生，3年前，在《新世界》报纸上连载的小说《白衫郎》，是您的大作吧？”他一面说一面掏出笔记本和原子笔，尽量让自己显得像是个精明强干的记者，他是第一次单独出来采访，不想掉了报社的面子。
“哎，大作算不上，是鄙人的小小拙作，让你见笑了。”虽然嘴上是这么说，但是看王策此时的表情，脸上几乎要开出花来。
“那王先生，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么一部惊悚小说的呢？”
“其实啊，写这么一个故事，是我从小的志向，我的整个求学生涯，一直在为这个志向做准备呀。哦，忘了告诉你，我是比利时比京大学[9]亚洲史系毕业的。”王策说着，从长衫里掏出了一张折叠得四四方方的毕业证。
年轻人闻言大感意外，这么一个土得掉渣的学究，还竟然喝过洋墨水。他接过毕业证，胡乱地看了起来。刘文辉只学过最基本的法语，而且工作之后就早扔到爪哇国去了，仅仅开头几行短短的声明就已经看得他晕头转向，如同被正宗的法国长棍重重敲了脑袋。没奈何，他只能讪笑着将毕业证交回，心中涌起了一股夹杂着敬意与嫉妒的感情。
“现在的年轻人，西化思想毒害太浓了。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漠不关心，你好心去告诉他们吧，他们还说，不科学！”说到这里，王先生一脸地不忿，“我之前在欧洲讲学的时候，有一个毛头小子说我的研究全是胡说八道，我问他是哪所大学毕业的，他说他是什么……美国克莱登大学，真，真，闻所未闻！”
王学究顺势发了一大通义正言辞的牢骚后，气总算消了，他又换了一幅语重心长的语气：“其实啊，关于‘白衫郎’的故事，是有许多历史文献可以佐证的。而且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近一百年来，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跟‘白衫郎’能扯上关系呐。小刘啊，你听说过东八仙胡同吗？就在鼓楼外，南锣鼓巷里。
“你没听说过？太正常了，那条胡同太小了，北京城这样的胡同多如牛毛啊。可是这条胡同，发生过许多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怪事……”
康熙十二年，杨起隆反迹败露，八旗都统永烈和副都统罗吉哈礼兵围鼓楼。这杨起隆本是一个无业游民，他的追随者也大多是混迹街头的青皮无赖，可奇怪的是，这些北京地面的老江湖宁可在作为据点的周公直宅中拼死抵抗，却没有一个人敢避入咫尺外的东八仙胡同。据说，当时只有杨起隆的一个小妾带着年仅一岁的儿子慌忙中逃入胡同，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
杨起隆的余党被除掉后，曾有兵丁想要进入胡同里搜查，却被罗吉哈礼拦住，连夜请示了兵部尚书明珠，得到的回答是，“不可跨入半步”。两天后，东八仙胡同口出现了一个木球，正是那名小妾逃进胡同时她儿子手上捧的东西。木球上面沾了厚厚一层油脂，粘腻得几乎无从拿握。有人将木球交给巡城御史，之后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住在附近的老北京似乎都知道这条胡同，但是，他们几乎从不提起。小孩被告诫，绝对不可以靠近那个地方，甚至连张望一眼都有丢魂的危险。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在那一块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前清遗老，他告诉我，东八仙胡同的入口总是会出现一些来历不明的东西，没人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它们就是某一天早晨的时候出现在了那里。有时候地上会是一把椅子，有时候是一个半旧的脸盆，宣统年间甚至出现过一辆自行车，当时南锣鼓巷里有一个从天津刚搬过来的混混，不知天高地厚，拿走自行车自己骑去了，谁知几个月之后，这人就发疯跳了永定河，这事后来惊动了官府，他们拿走了自行车，还有其它几件有代表性的东西，一番调查后发现，这些东西全都找不出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