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说过：“世上没有幸福，但有自由和宁静。”只要想到这篇故事在时隔多年之后，还能留在一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的心里，我就觉得自由和宁静，也许，还幸福。向你们致以青春的敬礼……
Snow of Kilimanjaro:
*本文含有对《鲜花的山岗》的部分剧透，没有看过这篇文的朋友们可以先不要往下看！
很多年以后，经过涅瓦河的边上，我都能回想起《鲜花的山岗》中所描述的那个充满灰烬和痛苦的日子。对这篇文中的基尔伯特·贝什米特来说，这个日子或许仅仅意味着一个认知——“他们把海涅烧成了灰”。
我以为这是他的开始：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开始，最后它也变成了他的结局。同人中描述过太多基尔的死亡，但再没有一篇再令我有如此深刻的感受：枪声瞬息而过，“背叛了祖国”的德国人基尔伯特·贝什米特倒在地上，胸口渗出的鲜血染红了海涅的诗歌：“听见了德国的语言/我有种奇异的感觉/就好像我的心脏/在舒适地溢着血”。
这一幕浮现在脑海里的刹那，同时浮现的还有笑着说“此地甚好”，饮弹自尽的瞿秋白；有从容赴死的牛虻；还有倒在地上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我早就预感到了基尔的逝去，但我依然感到痛心，使我痛心的不是因为白桦大力渲染了这个人的死——恰恰相反，与这个人盛夏一样的生命相对的，是他戛然而止的死亡。在他已经足够鲜活、足够清亮、足够正直也足够年轻的时候；在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所爱和爱自己的人之后，甚至是在他得到了对自己怀有仇视的同伴的“谅解”之后，他去死了。
我第一次认识这样的基尔还是在我少年时，如今都已经开过了两届的奥运会；曾经的我愚顽无知，现在的我大约懂了一点事情，到底与从前不一样；时间使我年长，知识让我强壮。到现在，我几乎忘了这篇文里基尔死亡时的所有细节，但我却记住了他活着时的全部桥段。我记得他是怎么骂骂咧咧地从火车上跳下来遇见丽莎的，我记得他三番两次地捉弄这姑娘，我还记得他最后娶了这女孩，他还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也记得他会特地找出几本数学书给同伴里那个不怎么喜欢他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他身为德国人而有的一切内心的挣扎和颤抖。那些被希特勒下令烧成灰烬的诗歌和书籍，既是他的梦魇也是他的动力。
是的，我得说那是“动力”。在当时的背景下，要做出“背叛同胞”这种事，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基尔做到了。知识、良知，他的痛苦令我印象深刻，就像《静静的顿河》中在医院里受着新思想折磨、在病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格里高利一样深刻。在思想上的涅槃以后，基尔终于走上了自己的道路，直到他死去。
我想他是不会后悔的。这一条生命过得何其短暂，但这短暂的一生并没有长在寒冬中，反而生在盛夏里。基尔的一整个生命都是蓬勃而旺盛的，充满了高昂的理想主义和热情的利他精神，充满了诗意也充满了理性。我想他应该是个理想的丈夫吧，至少对丽莎来说是。
可如果要彻底地谈这个人，就还得谈他的死。他死得太快了，这是我唯一心存悲伤的地方。因为对这样的基尔来说，死得年轻并不可怕，他早已走过了别人一生的路；死得悲惨也不可怕，他心中的火焰高于恐怖。白桦笔下基尔的死，也并不包含这些——他只是死得太快。太突然。穆旦骑着车摔下来，几个月后身亡；郭小川丧生于突然的火灾里——就是这样的突然。你会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这个人为什么死了？不对，这个人怎么就死了？也不对，谁把这个人杀了？
——都不对。
丽莎可能就是这样的心情。她怀着基尔的孩子，在孩子的父亲死后坚强地到处走着；这就好像这一种坚定的执着，能把基尔的生命从此都放在她一个人的肩膀上似的。
我一直认为，丽莎和基尔的孩子，也应当包含在基尔的“死”之内。基尔死去的同时，他的孩子，一个新的生命在孕育；生和死在这里得到完整，它们成对出现，交织成生命的轮回。死不仅只是死，死还是生。基尔年轻的生命死去了，但他的精神会留给他的同伴、妻子、孩子……会永远活下去。
创作了本文的白桦是幸福的——这只是我小小的猜测。在白桦以后，我再也没能在同人圈见过如此美丽的文章。我说“美丽”，这不是指白桦的文辞有多么华丽，而在于它所呈现给读者的，往往是一种辉煌而明亮的美，代表一种高昂的浪漫主义精神。你很难再在其他地方去找到这样的文字，是因为很少有人能拥有这样明亮的灵魂。
基尔也是幸福的。他过完了很有意义的一生。即使是那些活下去的人们，也未必每一个都能拥有像他一般的宛如盛夏的生命。
END
壮着胆子@白桦与红霞
第57章
生活分成了四部分：一份给尤拉，一份给瓦列里叔叔，一份给学生们，还有一份留给她自己。尤拉开始约女孩子去电影院了；瓦列里叔叔做了次心脏手术；家长会上已经出现了她教过的第一届学生。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料理完白天的事情，陪家里人看一会儿电视，然后开始她自己的生活。
她反复地读那些远方来信。信中谈的都是些婆婆妈妈的琐碎：譬如说，贝什米特小姐和一位导演结婚，生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取名基尔伯特）；还譬如说，弗朗西斯打算去镶两颗假牙。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读得津津有味，然后把日常的鸡毛蒜皮通通写进回信里去。
信中从不提及战争，这一点他们心照不宣。那些曾在梦中为之潸然泪下的往事，根本就不能够再向彼此倾诉。
安东尼奥和罗维诺始终杳无音讯。不是安东尼奥，也不是罗维诺，而是安东尼奥和罗维诺。想到一个名字，另一个名字就自然而然地浮上了心头，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莫不如此。弗朗西斯给过她一个很久以前的地址，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写信过去，自然是石沉大海。毕竟，安东尼奥和罗维诺是一直在路上的。三十年来，她始终记得分别时他们说过的话：“我们要一起走过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那时，安东尼奥还庄重地起誓：将永远把她绣的小荷包带在身边。
晚上并不都在读信和写信中度过，安娜·伊戈罗夫娜——曾经的安妮娅，有时会带着孙子来看她。
197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她们俩坐在客厅里，边看电视边聊天。国际新闻报道了西班牙统治者佛朗哥去世的消息。
“终于死啦。”安娜·伊戈罗夫娜感叹道，“想一想三十年代，那时都怎么说的？西班牙共和国必胜！佛朗哥必败！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两样……”
“竟然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学校还组织我们往西班牙写信、寄小礼物呢……”
“到现在还记得，我是用帆布缝了个行军背囊。我有时候就会漫无边际地想：这背囊是寄到了谁的手里？他的命运怎样？”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没有回答。
她也没有忘记1937年春天，十二岁的自己怎样用红丝线，在小荷包的花布面上细细地绣下这样一句话：“给西班牙的小雄鹰：致以青春的敬礼！小白鹤。”为什么是这句话，谁也不会知道。
在严峻的青年时代建立的那些友谊，其中有一份开始得更早。亲爱的小荷包，当你刚刚踏上动荡的征途时，你是洁净和秀美的。后来你被汗水浸透，被鲜血染过，被武器的尖角扯破，并且再也洗不掉烟末微微呛人的气息——那是行军路上最忠实的伴侣。你变得粗糙了，但你还是你，还是你……
时代不一样了，就连鼎鼎大名的伊巴露丽都回到了西班牙。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常常想象：当年的西班牙共和军普通一兵安东尼奥，怎样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这一天迟到了几十年，但是总比等不到要好。
1985年春天，第三十五中学隆重地举办了仪式，欢送敬爱的数学女教师退休。很快就迎来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在那一天荣升为奶奶。她非常满意，一切都按她预先想好的轨道进行：儿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娶了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大家都同意给孙子取名万尼亚。唯一的遗憾是：瓦列里叔叔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去年他下葬的时候，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把哥哥的一张旧照片放进了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