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的刘厂长轻轻碰了碰王耀，王耀才意识到自己光顾着发呆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伊万身边，对他解释道：“布拉金斯基同志，您好，我是王耀。给您配的翻译因为列车安排的调整要下午才能到，今天早上就由我担任您的临时翻译。”
高大的俄国人微笑着打量了一会儿面前这个绑着辫子的中国人，很快便伸出手与他相握：“您好，王耀同志。很高兴认识您。”
王耀听到这声音不禁一愣，连回话都有点结巴。他没想到这个人人高马大的，说起话来竟意外地轻柔，声音甚至带着孩子气的稚嫩，产生一种十分微妙的反差感。
刘厂长和别的厂领导也纷纷迎上来问好，语气之热烈，王耀相信即使语言不通也不影响对方领会到这份热情。
厂领导与伊万寒暄一会儿，就请他去参观整个工厂并简要地介绍生产状况。大概是考虑到王耀之前的抱怨，刘厂长难得地没有夸夸其谈。幸运的是伊万语速也偏慢，这让王耀松了一大口气。
参观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刘厂长提议让伊万去和厂里的另一位苏联专家阿夫杰·扎伊采夫同志见个面。两人虽然专业不同，但是今后几年都要在一起工作，又是这里唯二的苏联人，自然应该认识一下。
他们在车间找到了扎伊采夫同志。扎伊采夫同志是个中年人，高瘦身材，面容方方正正，像所有严谨的中年人一样爱板着脸。一头褐色的短发下，浅灰色的眼睛深深凹陷下去。他去年到厂里来，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子。
阿夫杰见到伊万很高兴，两人亲切地拥抱贴脸，热切地打过招呼后，又聊起彼此的背景和情况。
王耀在旁边听，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太对劲。他发现伊万和阿夫杰交谈时，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尽管他费力想跟上两人的谈话，却时不时就会漏掉几句，听得磕磕绊绊。
王耀突然明白了。他不知道伊万是从哪里看出来他俄语可能不太好，但是显然伊万看出来了，还刻意放慢了语速。这让王耀觉得羞愧，同时又有种被人瞧不起的感觉。尤其是他看到扎伊采夫同志的随行翻译在一旁不时点头，便明白纪翻译完全听懂了他们的话，倒是自己在这发愣。
他全没了心思，觉得喉口堵着一口气，心里闷闷的。直到父亲拉了他一下，他才反应过来大家要走了。
父亲低声呵斥王耀：“你发什么呆？机灵点！”王耀回神，冲父亲尴尬地一笑，赶紧跟上伊万。
一开始参观，伊万就又恢复了那种刻意的慢语速。王耀不知是该感谢还是该抗议这种贴心。伊万要是一直用刚才交谈的语速说话，他大概得反应不过来，但是王耀一向好强，这样又让他觉得自己无形中被看轻了。
但不管王耀怎么想，他也控制不了伊万的语速。伊万依旧保持着那种不慌不忙的口吻，直到参观结束也没出什么岔子。
刘厂长又邀请伊万去会客厅小坐了一会儿，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就提议让布拉金斯基同志先回宾馆休息一下。王耀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心里紧张厂里又热，竟在大冬天出了一身汗。
考虑到宾馆那边交涉也还需要翻译，刘厂长让王耀陪着伊万过去办好手续再回来。临走前刘厂长拍拍王耀的肩，喜形于色地和王耀咬耳朵：“你看你怕什么？这不是挺行的嘛！”王耀只好一边应着一边在心里苦笑。
伊万、王耀再加上两位警卫，四人同乘一辆车回去稍微有点挤。伊万和王耀靠着坐在后排，汽车开了一会儿，伊万突然开口：“您学俄语多久了？”
王耀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伊万叫了声“这位同志”并且又重复了一遍问题，他才意识到伊万是在问自己。
王耀如实回答：“两年多。我还没毕业，俄文还不够好。”犹豫了一会儿，王耀还是诚恳地感谢道，“多谢您刚才的关照——您似乎特意放慢了语速。”
伊万笑了起来：“怎么会？您的俄文已经很不错了。您说您是临时来的，我又听您说话的语调不太自然，猜想也许您不常和俄国人交流，才稍微放慢了一些——但是您的俄语已经很不错了。”伊万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谢谢您这么说。”王耀尴尬地应着。他在听到“语调有点怪”时不禁有些脸红，接着又被赞许，一时又开心又惭愧，只希望不要被看出来。
伊万又问他：“你们要学几年？”
“我是三年学制的，今年夏天就毕业了。”王耀回答。
“这样啊。”伊万带着温和的笑意，“我想您该多练习对话，这对您会有好处。”
“谢谢您的建议。”王耀心中那点别扭已经解开，也微笑着真诚地感谢他。
友谊宾馆不远，很快就到了。那里的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办手续没遇上任何麻烦，伊万很快就提着行李进了房间，告诉王耀他可以先回去。
司机主动提出把王耀送回去，王耀想想自己确实没有方便的交通工具，也就欣然接受，蹭一回专家的好待遇。
王耀在路上想，布拉金斯基同志真是位为他人着想的好同志。他刚才竟为对方的友善而心怀不忿，真是太小心眼了。
王耀到厂里已经快中午十一点了。他先去和厂长和父亲打了声招呼——当然免不了又被夸了一番——然后就径直往职工宿舍那边走，回去帮母亲准备午饭。
【上海·1957年春节】
寒假里最重要的节事是春节，往往从过年前一个月就得开始到处张罗着。
王耀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腌下了第一批腊肉。等当季的票券下来，再加上今年攒下的一些券，换了米面和一些肉回来，准备年糕之类过年必不可少的东西。
父亲白天在厂里忙工作。王耀有时候看书，大多数时候就帮着母亲干活，打扫房子、买东西等等都能搭上手。
有时他那刚六岁的幼妹王春燕也会趴在一旁看着他们做事，眼馋了就偷吃点刚做好的糍粑。王耀看到了也就笑笑，但要是被母亲看到则免不了一顿训斥。
接近年节，厂里办了几次餐会宴请苏联专家。王耀父母都在厂里工作，他和妹妹也跟着去了一两次。王耀第一次去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么多人，本还想着起码也算和布拉金斯基同志有半日的交情，不知见面是否该寒暄一下。到了酒店发现人这么多，干脆安安心心待在角落吃东西。
王耀的父母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在当地没亲人，也没法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一起过年。母亲图个热闹，在除夕夜把隔壁的寡妇母子也请来，大家边聊边吃。
饭毕父亲去外面和人打牌，母亲和柳寡妇一边坐着闲聊一边给孩子做新衣服。柳寡妇的儿子叫任勇洙，和王春燕年纪相仿，却比春燕闹腾得多。春燕和勇洙平时就常打闹，一言不合便惹得鸡飞狗跳。女孩小时候总是比男孩个子高一些，王春燕仗着身高优势，追着任勇洙满屋子跑。王耀带着小孩子玩闹一个晚上，只觉得心累得很，想自己小时候大抵不至如此。
“最苦的还是今天当班的警卫了，过年也回不了家。”闲谈中母亲说了这一句。
伊万不过春节，但来中国几年也知道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意义非凡的节日。
他和阿夫杰商议了，让翻译去和警卫说今天晚上可以不用值班。但是所有警卫都表示就算过年安全也不能松懈，站岗是光荣的任务，他们绝不推脱。
伊万想到晚上有一次换岗，起码每个人也能回去半个晚上，也就随他们去了。
他早早准备睡了，半夜一阵吵闹的鞭炮声让他短暂地醒过来一会儿。他凭着前两年的经验，转个身子，用被子稍微捂着点耳朵，又接着睡了过去。
快到午夜的时候，零星地传来爆竹声。父亲王修平算了钱，忙忙地回来放鞭炮。
王春燕和任勇洙站在门口，鞭炮响起来的时候都开心地跳起来大叫。随着午夜十二点越来越近，整个小镇都仿佛沸腾一般，轰天的炮竹声响起来，大地酝酿起一场滚滚春雷。
过了十二点大家都有些困乏，再坐一会儿就坐不住了。柳寡妇带着几乎要睡过去的勇洙告辞，王家一家人也准备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