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对这样的变化既鄙夷又害怕。这算是什么呢？伊万愿意和他谈是因为信任他、将他当做朋友。他利用伊万的信任，诱使他违反纪律，这怎么能说得通！他是这样没良心的人吗，要是伊万将来知道了又该怎么办？
他又觉得这么做对不起伊万，也对不起所有苏联来的专家同志。几个月来，从与伊万的交谈中，他只是越发感受到苏联专家们对中国的热情。他们为了帮助中国而来到这里，却平白受到怀疑和监视，更是说不通。
即使非得这么做不可，王耀也感到他自己并没有资格。他在心里同情赵书记，那不就也是右倾分子吗？当他问伊万看法的时候，难道他希望苏联专家们赞成反右倾运动吗？那难道希望他们反对吗？
就比如说伊万今天的话该不该告诉何局长呢？如果原话报给他，不知道上面会怎么理解，但王耀觉得伊万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生产混乱，厂里职工的抱怨他听得也不少，为什么苏联专家们就不能有意见？如果以此为凭据，说苏联专家反对中国的政策，也太荒谬了。
眼见到了八月底，周末何局长又该打电话来了。专家局对翻译的工作情况很少直接过问，只要年末交一份述职报告即可，加上造船厂离市中心远，两人见面比较麻烦。一开始何局长到厂里来过几次，名义上是跟进伊万学习拼音这件事，但也不少长久之计，后来就改成电话联系了。
何局长和王耀约定每两周打一次电话。伊万周六下午要去市里开党组会，一般晚饭后才回来，何局长就在这段时间里打电话到伊万的办公室。
王耀心里矛盾，连着几天坐立难安。其实他早就不想继续向何局长汇报了。
何局长也未必有多高明。他只想到让王耀关心伊万、好让伊万信任他，却忽视了人的关系都是相互的。两人的关系越亲近、伊万对王耀越是信任，王耀也越不忍心欺骗伊万。之前他为的是自己所做的事情对国家有意义，即使歉疚也还得做；但是一旦开始动摇、开始质疑，他就再难说服自己做下去了。
周六的时候何局长照常来了电话，王耀开门见山地告诉何局长，请他以后不要再为这件事联系自己。他给了两个理由，一是他认为这么做违反国家对苏联专家的一贯政策，对专家很不尊重；二是监视伊万没有意义。伊万年纪轻、没有党内职务，一向又只和家人通信，他的观点代表不了整个专家群体。
何局长对王耀突然这么说感到很吃惊，倒也不着急，耐心地问王耀是不是有什么其他顾虑。王耀又把之前的理由重复了一遍，不肯承认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何局长便开始给王耀做思想工作，说了许多为什么专家局需要了解专家们的想法，这个工作如何重要。又说王耀进展顺利，要是他不配合的话对专家局而言是很大的损失。
何局长娓娓道来，说得极为恳切。王耀敷衍着何局长，心里又因为对方的话，为自己不负责的做法感到歉疚。他原本确实下了很大的决心，可他从来都是心软禁不住说，尤其受不住这种正义凛然的说辞。
但他又想到伊万，想到自己如何对不起他。他拽着电话线犹豫，做出最后的让步：“我可以报告伊万的日常活动，只要不涉及政治方面。”
何局长有些苦闷地从鼻子里重重呼出一口气，介于叹和哼之间，泄露了他试图掩饰的恼怒。但他很快收敛了这点不悦，仍旧不疾不徐地说：“小王同志，如果你坚持这样，我也不能逼你，只能向上面转述你的立场，但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这是组织托付给你的任务，你不仅考虑你自己、考虑国家，也该考虑你的家庭和朋友。你还年轻很不懂事，但大事上可不能犯错误啊，否则将来一辈子都追悔莫及。”
王耀听出其中的警告和威胁，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等沉默延续了漫长的几秒之后，何局长才又笑吟吟地说：“这个事情我们下次再谈，你这段时间好好想想。现在先说说这两周布拉金斯基同志的情况吧。”
一次通话让王耀本来就乱糟糟的心更乱了。捱了两周等到月中的时候，王耀想了想还是跑去办公室了，但是等了一下午，直到傍晚都没电话来。
王耀有点莫名其妙，一开始想是不是主动打个电话去问一下，后来又觉得不要自己去招惹是非，不打电话来不是正合了自己的意吗？但王耀还是不放心，之后连续两周都去等电话，直到九月末也再没消息。
这真是奇了怪了，何局长怎么一声不响就消失了？王耀一方面担心，生怕何局长上次的警告会成真；另一方面又心存侥幸，猜想事情是不是真就这样结束了呢？上次他话并没说死，总不至于何局长立刻就要把他的不配合给报上去吧？他思来想去，觉得何局长不像这样的人。
王耀放不下心来，打算之后找机会去专家局打听一下。但且让他暂时把这件事放一放吧！眼下离国庆只有几天了。
【上海·1959年秋】
01
国庆节总是很热闹，今年更非同小可。1959年正赶上建国十周年，上海城内早都挂出彩旗、海报——这还是伊万周末去市里开完党组会回来告诉他的。
因为是逢十的大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来中国出席国庆阅兵，其中最有分量的当数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是最近流行的话题，大家都暂时忘记了关于中苏矛盾的流言蜚语，说着“中苏友谊到达新的高峰”之类的话。
国庆这天照例要大游行，所有单位都去。群众按单位分成方队，穿着统一的服装一路往城里走，在市中心的主会场前接受领导检阅。检阅都集中在上午，一些单位的方队下午还会继续在城内游行，城内各处也有大大小小的庆祝活动和表演。
伊万不会参加厂里的游行，他在主席台上。市政府每年总会邀请专家们去观礼，但是上海有百来位专家，不能全都去，所以是这么规定的：专家来的第一年一定邀请，之后原则上隔年邀请，再根据人数和专家的意愿调整，每年大概三四十人。
今年是伊万到上海的第三年，半个月前专家局那边就和他确定意向，发来了邀请函。除了游行活动，专家局还安排他们当天下午去参观西郊公园里新扩建的动物园，晚上在解放大饭店的宴会厅摆宴。
其实中国国庆对在华苏联专家们而言也是特别隆重的日子。平常的节日——包括春节——都是各个单位自行组织晚宴，只有国庆是由专家局统一组织市内所有专家的活动。尤其是必不可少的晚餐会，一般是清一色的苏联菜式加上文工团的文艺汇演，市里的领导和各界名流还会来五六十人，档次是一年中最高的。
因为活动的主体是苏联专家，中方领导致辞或者敬酒的时候自己带翻译比每个专家带翻译方便，为了避免人员太过臃肿，不成文的规定是专家一律不带翻译，只有司机负责接送。这也就是说国庆假期内王耀没有什么额外的工作，可以完全投入到游行的活动中去。
王耀是厂里的编制外人员，本来是不能去参加游行的，刘厂长特别照顾了他一个名额——参加游行在当时可是顶光荣的事情！
厂里早订出了计划。除了上午的主游行，下午照常还是要去市中心的大街小巷，统共会走两三个小时。因为是个辛苦活，都是年轻的生产工人举着“庆祝国庆”“生产争先”之类的标语组成方队。他们今年还想了个创意，用三辆车搭上木板做成船的样子在前面开路，厂领导站在车顶上，从外面看起来就像站在船里一样。
模型道具都早置办好了，厂里30号停工排练队形。游行倒不像军队检阅一样苛求整齐划一，只是要排好队形、约定口号、讲清路线。
王春燕和任勇洙今年都入了少先队，任勇洙被选上参加学校的方队，春燕却没有，为此在家里哭闹了一个晚上。母亲安慰她：“去游行有什么好，多少累人。你在队列里不就看不成爹爹和哥哥游行了吗？”
国庆那天，一大早吃完早饭，杨怀琴就约了柳寡妇带着春燕进城去了，趁着早上人还不算太多，挤着电车七点多就到了主会场，占了个最前排的位置，边聊天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