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开学当天，就有日本飞机光顾，然后，接连的轰炸更是伤及市民。可是，我们不怕。也许是周围教授和同学们那种劲头，那种炮火中的淡然从容感染了所有人。
当时虽然困难，但我们还是正式开课。在苦难中坚持，我们所有人都做到了。
教授依然正常上课，我们的考试也正常进行。
那时，我们本来以为，长沙还算安全，是可以让我们安放书桌的地方。
可是，后来，我们却发现，这句话说早了。
逃离了北平之后，我们所在的长沙，也连遭日机轰炸。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得到了消息，上海陷落了。
经过三个月的顽强抵抗，经过几十万军队的战斗，上海，终究是沦陷了。
不过，尽管没能守住上海，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他们速胜的既定计划，也被中国人打破。
可是，打破他们这个梦，用的，是我们的人命啊。
然后，是南京。
淞沪会战失利后，又开始了南京保卫战。
国民政府也已经迁到重庆。
南京，最终，也没能守住。
1937年12月13日晨，日军攻入南京城。
然后，他们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天的大屠杀。
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一场噩梦，一场永远忘不掉的噩梦。
占领南京后，侵华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的家庭支离破碎。
看到报纸上的新闻后，无数同学红了眼眶。
中国人被当做活靶，成了日本人杀人比赛的工具；江边，一轮又一轮的扫射，在他们眼中宛如儿戏；无数女性，被侮辱，被折磨。
那时的南京，曾经的六朝古都，曾经繁华的金陵，成了人间地狱。
第 11 章
日军的轰炸日益肆虐，尤其是南京陷落后，我们的教学秩序更是难以维持。
经常是我们正在上课，空袭警报就突然响起，我们不得已停了课。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快速藏起一些较为珍贵的物品，比如，热水瓶、笔记、书，然后，在轰炸警报声音的陪同下，跑到山上去。
这是常有的事情。
这样的奔跑，有时候，只是地点发生一下改变，要么从学校跑，要么从宿舍跑。
我们不知道日军什么时候会正式攻打长沙。
同学们在圣经学院的大草坪上举行集会，我们悲壮挥泪，表示坚决抗战到底。
或许，这就是那时，中国青年心底最真实的想法。
尽管，此时，我们手无寸铁。
然后，这里掀起了一股投笔从戎的热潮，同学们纷纷报名服务军旅。
这又让我想到了我的大哥和沈以诲。
此时此刻，他们在哪里，他们还好吗。
长沙的未来不明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战火，会真正蔓延到这里。
虽然暂时没有大规模的硝烟，但是，当时，很多人都觉得，长沙，将是今后日方重点进攻的目标。
再后来，经过慎重考虑，经过“留长沙还是去云南”的艰难抉择，我们，又要迁校了。
炮火之中，学校仅仅在长沙停留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再次被迫转移。
正如校歌中的那一句“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我们不信，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一处让我们安放书桌的地方。
1938年1月20日，我又开始放寒假，这是学校常委会做出的决议。下学期，我们将在昆明上课，师生要在3月15日之前赶往昆明报到。
那又是一次兵荒马乱，因为，迁校，远远不止一句话那么简单。
2月中旬，学校开始迁往昆明。
根据老师和学生们的身体状况和经济状况，我们分海、陆两路，分别由三条路线前往昆明。
其中，有一路最为人津津乐道。这一路，由体格健壮、身体素质极强、愿意步行入滇的师生组成，后来被称为“湘黔滇旅行团”，而且，实行军事化管理。
这次，我想挑战自己。
于是，我和班里的几个男同学一起报名。
这其中，有兄弟二人，年纪相差一岁多。
戴家老大很容易就通过了体检，老二第一次体检的时候，由于过分紧张，脉搏跳得很快，超出平均水平很多。
考虑到路上医疗条件太差，医生建议他不要参加。但戴老二不甘心，申请了复查，后来终于通过，如愿成了步行团一员。
只是，我没能通过体检，医生看了看我的样子，很平静地说，“姑娘，你还在坐车吧。”
我只能无奈地告别步行团。
其实，所有女生，都是坐车的。
2月19日下午，在长沙圣经学院操场举行简单的开拔仪式后，由学生、教师、医生、临时招募的雇工335人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正式出发。
原东北军师长，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旅行团的团长。
学生们一律穿军装、打绑腿，背着干粮袋、水壶和雨伞。还好，行李是由汽车运送，全当是生存训练。
出发前，全体队员注射了防疫针。
当我们终于再一次相见的时候，戴家兄弟显得很兴奋。他们说，步行团共编成3个大队，18个小分队。他们二人在二大队二中队六分队，老大还是小分队队长。
除了学生，自愿步行赴滇的，还有11位教师，他们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
这其中，有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教授，他也是辅导团的主席。还有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
这一路，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经历了很多艰难。
剩下的没有参加旅行团的师生，我们由另外两路入滇：一路经粤汉铁路经广州、香港，过安南进入云南，这一路，由樊际昌、梅美德和钟书箴带领，这其中，包括教师及家属、体弱不适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
另外一路，乘汽车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安南入云南，里面包括了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十余名教授。
最终，愿意赴滇的学生共878人，其中，步行团284人，后有学生加入，共288人。
湘黔滇旅行团路上的故事，我们都是听戴家兄弟说的。
他们说，那是一次极为难忘的体验。
“我们从长沙经益阳、常德、桃园、芷江、晃县，贵州玉屏、贵阳、镇宁、平彝，最后到达昆明。这一路上，正如闻一多教授所说的，“既得经验，又可以省钱”，戴家兄弟显得很兴奋。
“你知道路上什么鞋最好穿吗？布鞋吗？当然，肯定不是皮鞋和胶鞋。但，布鞋也不是最好的选择。一直到了路上，我们才发现，原来，草鞋竟然是最合适的。为什么，脚上穿一双，腰间还可以再别一双。一天穿烂了，换下来，沿途几个铜板就可以买到新的。不过，因为不适应，头几天的时候，脚都起泡，几天以后才可以走得很快。”戴家兄弟边说边笑。
“我们本来是早上五点起床，把铺盖打好运到卡车上，卡车先到，可以提前准备食宿，到达后又能返回接送走不动的伤病员。但是，我们的团长不懂时差啊，可能是地理没学好，从长沙到昆明有一小时的时差，但他坚持以自己的老怀表为准，于是，我们四点就得起床。”
“到了湘西，还有一件趣事呢。听说那里土匪众多，黄师岳团长只能提前和土匪头目打了招呼，我们才安然度过，大伙虚惊一场。而且，更妙的是，湘西落草为寇者多，团长就沿途拜访当地豪杰，游说他们到前方去，到后来，真的有不少湘西草莽都加入了抗日军队。”
“咱们的老师们，才有个性呢，闻教授一路背着画板和板凳，一看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就坐下写生；吴征镒助教，和李继侗教授一道沿湘黔滇的大山采集植物标本，还向我们讲解植物最突出的地方。”
“3月26日的时候，我们挺进贵州鈩山，在那里，举行了苗汉联欢会，李继侗教授和徐医官合舞华尔兹，答谢苗民的芦笙表演。那天，曾昭抡教授被灌得大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