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同，你那天穿着带领结的西装。我上英中，男老师上课都要穿西装，但没一个有你好看。
我和身边的女职工一样红了脸，胸膛里被什么东西罩住，紧张冲撞着身体 。你表演完了我才恢复一点智，从后门跑到舞台更衣室门口，站在挂幕布的木架子后面等你。
我看演员们都从这里出来。
但是等到人全散了也没等到你，我父母抱着弟弟早早回家睡觉了。没人找我。我站在门口发呆，浑身发冷，月亮又白又圆，我的影子又长又虚。
我第二天向父亲打听你。他当了十几年队长，分到厂里不到一年就当组长，骄傲的要命，但提到你时很佩服，“了不起，大学生呢，马上要调去大学教书的。你也好好读书，我听你大伯说再读两年预科，直接能上大学是吗？”
“中七毕业，大学也要考的。”我跟父亲说。
我像往常一样与父亲说话，大脑却在飞速运转，怎么才能在父亲不起疑的情况下套出更多你的信息。
因为我已经隐约感受到自己对你的异样情感，才这样遮遮掩掩。英中有英国教员是同性情侣，同一天生日，课上送我们朱古力。我和堂哥回家讲这件事，大伯听罢脸色铁青，重重放下茶杯，“给他们判刑才好，你们谁以后敢这样不学好，我亲手给你们送进监狱。”
堂哥无所谓地哄他开心，我却不敢言语。
那一学期的英文读物是但丁，如果但丁九岁就能确定一生所爱，我十岁自然也可以，我便恍惚，常常画你，面容模糊，然后撕碎。
事实上，在父亲面前，我完全多虑。他在劳动和生产中度过大半生，根本没有听说过同性恋这个词。
他热心地让我跟他一起去车间，这样便能在质检处见你，“你要多向他请教学习方法，对考大学有用的。”
我应该接受的。有我父亲在，你对我一定会很客气，可是我却当即拒绝。
我不要你的客气。
我要你的惊喜。我希望你一眼认出我，正如我一眼认出你。我希望你认真打量我，说出“长这么大了”这种话，这样，我的成长才有意义。
可是你没有。那天黄昏，我做了很久的准备，仍然有些突兀，在食堂门口叫住你，“你还记得我吗？”
你惊诧，茫然，微笑，“你是？”
我十六岁，穿耐克和李维斯，剪常春藤风格的短发，少年的傲气和渐生的虚荣让我拒绝说出我是金滩那个被人打倒在地，穿破旧布鞋的小孩。
“认错人了。”我双手插进牛仔外套口袋，转身要走，失望和慌乱让我不知该先迈开那条腿。
“你是不是钳工上褚组长的大儿子？”你叫住我。
我左腿迈回来，“你…认识我？”
“我猜的，”你笑着说，“大伙儿说褚组长的大儿子从香港回来，穿戴很时髦，一看就是你。”
虚荣心的满足削弱了失望，我稍稍挺直脊背，“就是我。”
我跟你一起走回家属院。你路上说你在金滩当过一年知青，考上大学就走了，你在时我父亲入狱，来工厂后两人才认识，很敬重我父亲的工作态度。
你还提到一些金滩的学生，没提到我，我不在你的记忆里。
但是我并不生气。
因为再次遇到你，跟你说上话，那么金滩山路上赤脚来回几十里不被人知晓，也不十分有关系。
你家先到，在一厂区，离我家只有几十米，你进单元前拍我的肩膀，“不要太内向了，一点不像李组长。”
第二天我父亲听说我跟你已经认识，执意让我拿几个橘子给你送去，交代道：“要有礼貌，叫叔叔，趁机会多请教。”
我向你请教不着，因为我们有些科目仍用英文课本，你怎么教得了。
我虽然嫌他不懂，去找你时却跑的欢快，路上打定主意叫你哥哥，跟我父亲各论各的。
但是你不在家。我之后又跑两趟，你都不在。父亲说你最近在忙着办调动手续，要常常往市里跑。我不好真去车间找你，便爬到活动中心楼顶，那里视野好，能看到整个厂区。
像十岁时爬上山坡看中学校园。
后来几次偶尔遇到，你也只匆匆打个招呼，有次连招呼也没打，像又把我忘了。
我回香港的时间慢慢接近，陷入到怎么与你更多接触的焦灼里，不得章法，行动上踟蹰不前。
情欲是人类的原罪，被动便是我的底色。
周末厂里晚上放露天电影。父亲让我抱着弟弟先去占位置，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站在最后一排看前面黑压压的人头，电影幕布像照相馆里的打光灯。
我弟弟一看我站着不动就乱扭，让我抱着他跑，我烦的要命，跟他对峙，他鼻涕冒着泡儿，扯着嗓子干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