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生活就是由一场场大大小小的离别组成。每个人都会突然离去，拥有原因，没有答案。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离别，不再伤感。
可是，张曼还是忍不住伤感。她躺在狭窄的硬木板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在想象牢头的两种人生，第一种是到监狱度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铁窗生活，等出来时都已年逾六十，只剩下满目疮痍的物是人非；第二种是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重获人生的自由舒展，学会珍惜当下的幸福。
现在，她特别希望牢头过的是第二种人生。她已经回到家中，吃上家人为她特意准备的丰盛饭菜，饭桌上每个人都极力压制住内心的激动，宛如在吃一顿平常不过的晚餐，享受着一份朴素幸福的团聚。
不过，或好或坏，王娜和牢头都已有这次人生变故的明确答案。而张曼自己，还是在面对无尽的漫漫黑夜，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也没有准确的答案。
想到这里，张曼从为牢头伤感变成为自己伤感。周一的“律师、审讯、回家”三连暴击，让她这几天一直蔫头耷耳，没有缓过劲儿。她在心里默默计算日期，离第 37 天又近了一天，可是自己的事情，看上去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在这种煎熬中，她神经质地一遍遍回顾警察的审讯、搜查等各个环节，揣测自己是不是哪个地方做错了。每一遍回顾，她都在吹毛求疵地找错误，“我当时不应该这样说，我应该这样说；我当时不应该这样做，我应该这样做……”在一次次的“复盘”中，她已经把紧绷的神经压榨到极限，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嘣”一声断掉。
只是，她自己还浑然不觉罢了。
第二天早晨，张曼挣扎着从硬木板上爬起来，走路时感觉双脚像踩到棉花上一样。她努力维持住身体平衡，正常的整理木板、洗漱打饭，终于把早饭时间熬过去，到了上午坐板儿的时间。
额头滚烫，全身发冷，她发烧了。她坐在硬木板上，两眼呆视前方，身体不听使换地打着冷颤。她还是忍着不说话，不寻求帮助，要继续熬下去。
站在墙角巡逻的狱友发现到她的异常，把她的情况报告给新牢头。新牢头过来看她一眼，嘟囔了一句：“都烧成什么样了？逞什么强？知不知道发烧也会死人的。”
新牢头又把情况报告给狱警。过了半小时，狱警在门口叫“23 号，出来”，张曼跌跌撞撞地走出监室，跟着健步如飞的狱警来到医务室。
看守所的医务室特别简陋，两张桌子四个圆凳，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正坐在那里闲聊。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斜眼看了一眼张曼，扔给她一个水银体温计，送上一句“夹在腋下五分钟”，就又和护士继续聊孩子上学难的问题。
38.7 度。张曼从腋下拿出体温计后，自己先读出这个数字，又把体温计交到医生手里。
医生接过后看了一眼，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你啊，没有感冒，只是急火攻心的发烧，来到这里，像你这样的犯人多了去了，给你开点儿退烧药，吃上两天就好了。关键是收拾好心情，多想无益。”
张曼坐在圆凳上，头晕目眩，感觉自己随时会因体力不支趴到地上。不过，听完医生的话后，她还是强撑着说：“我不是犯人。”
医生“噗嗤”一声笑了，语调里全是嘲讽：“好好好，你不是犯人。我是犯人，可以吧？人呐，得认命，急火攻心没有用。”
张曼低着头，不再说话。
她的胃愈发翻江倒海，早晨喝的粥吃的馒头就像一条条八抓鱼在肚子里横行霸道的游弋，搅和地忍不住想呕吐。她刚才一直强忍着，听完医生的嘲讽，她的情绪逐渐失控，忍耐力也急剧下降。现在，她要忍不住了。
她用右手捂住嘴巴，站起身想跑到门外。可是，双腿没有丝毫力气，刚迈出一条右腿，整个人就顺势软绵绵地趴在地上。呕吐秽物顺着捂住嘴巴的右手流下来，她索性拿开右手，趴在地上痛快地吐个够。
不管了，就这样吧，一个人趴在地上吐，身上占满秽物，没有一丝一毫尊严。
医生还是宠辱不惊地坐在那里，对身边的护士说：“让她去洗个澡，你把这里的卫生处理一下。”
跟着一起来的狱警这时候终于开口了：“我看她病地挺严重的，是不是需要输液？如果要输液，我还得回去帮她写申请。”
医生摇摇头，语调依然轻松正常：“不用，她这是心病，输液也好不了。给她开一盒退烧药就行了。”
张曼从地上慢慢爬起来，脸色苍白，声音清晰：“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这就回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