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朝着光屏的方向深深地跪下去，趴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也不知道是在哭那样的惨状，还是在哭自己的前途和未来。
曹操淡淡地瞥了魂不守舍的司马懿一眼，嘴角泛起一丝微不可觉的笑容。
他赌赢了。
“死于耻辱”就是针对天下百姓而言的，司马懿这条命，归他了。
曹操又环视了一眼大厅中的谋士众将，几乎每个人脸上都有对司马懿鲜明的愤恨和嫌恶。他在心里满意地点点头。
曹操不在乎这些人有多少是真的因为光屏中的未来，心疼百姓而痛恨司马懿，又有多少人是因为洞察了他的杀意，故意做出这样的神色来博取他的满意。只要没有人反驳，没有人自作聪明，上位者很是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衣冠南渡后，根据王导等的建议，司马氏皇族在世家的扶持下建立了东晋王朝。
东晋时期，门阀政治成为了政治的主流，权臣、外戚等纷纷对权力伸出了魔爪，这一时期的帝王犹如傀儡，纵使偶尔有英明的帝王出现，也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晋明帝司马绍平定王敦之乱，成功的制衡了权臣世家，力挽狂澜，稳定了东晋局势，但却仅仅在位三年就病逝了。
终有晋一朝，政治不修，军事不振，唯一还能拿得出手的，就只有文化了。
但是就连这样的文化里，也夹杂着乱世的风霜。
——晋朝玄风盛行。
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顾名思义，其特征为“清”，不入凡尘浊世。玄学家们远离政治、回避现实、蔑视俗务，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而看淡世俗之事。
也许对于文化来说，这种纯粹理性的哲学思辨能极大促进文化的进步，但是就政治而言，却太过糜烂。
东汉灭亡，一度辉煌的汉帝国终于蹒跚着走向了他的末世，而之后晋朝给人民带来的，不再是宽广的胸怀、包容的气度、自信昂扬的意气，而是动荡不安的社会和战乱频繁的现实。
在这样的生活中，文人敏感的特性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动荡的社会、黑暗的官场、昏庸无能的君王……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痛苦，都触动了他们那根敏感的神经。
对于晋朝的文人们来说，著书立说、建功立业或者“致君尧舜上”的事业已经不是社会的主流，“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归隐田园、谈玄论道，探索神秘的彼岸世界成为他们追求的生活方式。
晋朝向深渊滑落的过程是缓慢而坚定的，对于晋朝大多数文人来说，衰世既不可救，那么就不去救了吧，放浪形骸，纵情山水，醉生梦死间，似乎比清醒地活着更加快乐。
毕竟大厦将倾，不是一根绳子、一个人能够挽回的。
于是他们酗酒、他们服散、他们清谈、他们风流、他们荒诞，他们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寻求一丝快意和慰藉，又因为慰藉时常求而不得而更加疯狂，做出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来，可称一句“魔幻”。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反对当时盛行的世风，写下了“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言语。也就是说，当时的风气是“一死生”、“齐彭殇”，他们把生死等同，把长寿和短命看作是一样的事。
简单来说，这些人似乎已经不把“活着”当成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活着当然挺好，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或许作为一个人的处世哲学时还能被称赞一句“疏狂”，但是当其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思想时，这个社会，也就距离灭亡不远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名士都沉迷于远离朝堂。在晋朝，士族门阀统治的一朝，有些名士并非“不以经国为务”，而是走上朝堂搅弄风云。
西晋末年王衍是一位名士首领，有“口中雌黄”的轶事流传。他长于清谈，其学问造诣自不必说。但他在西晋末年政局中，既结后党，又盟东宫，虽然担负着宰相的重任，但却不认真对国家进行治理，只想方设法保全自己和家族的传承。
再之后，琅琊王导，颍川庾亮，谯国桓温，陈郡谢安……一系列执掌大权的主政官也大都是玄谈大家或是士族领袖。
但是玄谈家能治国吗？
或许有些天才人物可以，毕竟隐居了二十多年的谢安出仕后以少胜多打赢肥水之战，为东晋赢得了数十年的和平。
但是人人都是谢安吗？
怎么可能。
更多的是如同王衍一般看上去风姿挺秀、芝兰玉树，但却实际上不思其政，只在乎自己和家族存活的废物。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刘备喃喃地念了这句话两遍，兴奋地抬起头来，“光屏此言实乃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