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当蜂后身边那位略显神秘的密友，那么只需要对蜂后一个人稍稍用心，便能将她辛苦获取和维持的社交成果坐享其成，且少了许多被人打探隐私的风险。
女孩是巴西人，名字叫阿莱因（Aline Nakata Vargas）。她个子不高，约莫一米五八的样子，脸颊肉嘟嘟的，一双圆溜溜的黑眼睛流露出精明的神色。她身材虽小但结实，黝黑的肌肤凸显出肌肉线条，蜷曲的黑发在脑后扎成一个丸子。见我在她身旁坐下，果不其然，她主动向我问好。
我先告诉了她我正式文件上的中文名字，接着说可以用英文名称呼我，克洛伊（Chloe）。这个名字是我用心起的——我的真名叫秧秧，“克洛伊”在英语中有指代春天新发芽的树苗的意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克洛伊”比“夏知澜”更能代表我。
况且，“夏知澜”是夏浚译和李菲菲给我的名字，我想在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它。
阿莱茵带着我加入了身边一圈人的聊天之中。这个学校留学生很多，新认识的几个人里只有一个年轻男孩是美国人。他对我的兴趣昭然若揭，但我只要稍加打量便知道他并非我的目标类型。他虽然有美国国籍，长相也有些小帅，但太过年轻的男人是很难愿意结婚的。
许多期待婚姻的傻姑娘早早地将自己与一个年轻男人绑定，陪他走过他不想安定只想四处留情的七八年，最后因为对方久久不愿给出许诺而在争吵中将彼此的感情消耗殆尽，只得竹篮打水一场空地离开；然而还没过两年，男人便光速找了一个各方面都还算合适的适龄女孩结婚，并美其名曰“遇见了真爱”，搞得那个曾经与他相伴数年的女孩陷入对自身价值深深的怀疑之中。
这种例子并不鲜见。然而，如果从那个男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根本没有是不是真爱的女人，只有玩没玩够的他自己而已。
我没兴趣也没时间和任何人耗七八年，我要找的是已经准备好和“合适的女人”安定下来的男人。
男孩接下来说自己背了十几万助学贷款的事实更加肯定了我对他的判定，这种赔本的生意我才不做。我不对他释放任何暧昧信号，只是客客气气地和大家聊着天。
巧的是，阿莱茵和我竟是同班同学。我们赶紧交换了What’sApp账号，并约定好到时候上课坐一起。她性格很好，很会找话题，我俩一时间聊得热火朝天。正在我们说到各自本科学习的专业之时，一男一女两位老师推门进来了。
老师们给大家都发了一份新生入学须知，讲了许多规则。有一条规则是特别针对国际生的：缺课和挂科如果超过一定程度便会被劝退及注销签证。我认真听着，但不甚在意——虽然我来洛杉矶的首要目标是找个丈夫，但写作也是我热爱的事情。我会保持自己从小到大的优良传统，当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
这学校虽然名声一般，但好歹开在好莱坞旁边，在这里学编剧有地理优势。这群老师身上也必然有我能学到的东西，我想不出任何理由要缺课和挂科。我虽然喜欢利用男人，但这并不代表我要搞得自己离了他们便不能生存，精进自己与让男人出血并不冲突。
有些女人太过善良，认为“独立女性”就要自力更生，不好意思既要又要还要。她们用极高的道德标准要求着自己，殊不知社会上的男人为了出头都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我从心底清楚自己并非善类，也不稀罕当好人。我就是一个虚荣且贪婪的女人，这让我感到安全。
学校有六个专业：制片、导演、编剧、表演、纪录片和动画制作。其中导演系中国学生最多，几乎都是通过国内三本院校的合作项目而来的。我扭头看了看那群中国留学生，他们坐在左前方的角落里，身上穿着烫有金色翅膀和“BOY”和“LONDON”字样的黑色皮质薄外套，戴着夸张的套头耳机，吊儿郎当地窝在椅子里，双腿以最大的角度岔开并抖动着。只从他们的后脑勺和坐姿中，就能判断出其与我之前在深圳酒吧里遇见的那些一掷千金且内心空虚的富二代们别无二致。
本科的时候，我深受这类人的喜欢。在他们眼中我是完美的未来妻子——家境富裕，长相姣好，成绩优秀，喜欢出门小酌玩闹但并不放浪形骸。他们常常向我倾诉一些半真不假的远大志向，说想要脱离父母的控制去成就一番伟业。他们编织这些说辞并不是为了给我画饼，而是为了欺骗他们自己。在这样虚幻的叙事中，他们得以相信自己并非毫无追求、一无是处。
我不吝啬于鼓励他们的痴人说梦，这对他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他们并不缺捧臭脚的女生，但那些女生多是小门小户的孩子。他们也不傻，心里门清她们的夸奖大多是因为没有见识，或是有心攀高枝。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他们的肯定会显得分量十足，且极其稀罕——除了我之外，不会再有这种条件的女生愿意对他们的胡说八道予以重视和夸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