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非常幸运，有我父母站在我身后，有一个足够好的童年做我的底气，”但关澜继续说下去，“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而且哪怕像我这样的，也是千辛万苦才走过来，也觉得很难，难到有很多次想要放弃，甚至差一点就放弃了。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也不会批评别人为什么不跟我一样，或者去质问他们，为什么我做得到，你做不到？”
她第一次这样对他说话，脱口而出便有些后悔。是因为她觉得齐宋并不是那种站在高处随便指点的人，他的批评，他的质疑有其他的原因，也因为像他们这种没有负担的自由的关系，实在不适合谈到这样的话题。
“关澜……”电话那边，齐宋忽然叫她的名字。
那语气让她以为他有什么要紧的话要对她说，后来却又迟迟没再开口。
“……周末再见吧。”她又对他说了一遍，只是这一次，更像是叫了暂停。
“好，周末再见。”他也对她说。
电话挂断之后，两个人仍旧不约而同地保持着原本的姿势，继续站在各自的窗前，一个在南郊，一个在滨江，看着外面同一座城市截然不同的夜景。
约定了周末再见，结果并没等到周末。第二天，文家花园的案子便有了新进展。
因为涉及名门之后，以及一座历史建筑，A 市过去类似的遗产纠纷有不少都成了优秀案例，市西区法院民庭的经办法官可能也有这样的打算，提前约了一次调解，希望各方当事人先碰个头，了解一下各自的诉求。
接下来的两天，齐宋和关澜根据上一次与娄先生见面时的谈话，做了各方面的法律研究、判例和证据的准备。直到调解之前的那天晚上，又通过视频，与娄先生，还有文千鸿见了一面。
视频画面中，关澜看到这个十三岁的男孩，脸庞已经有了些成年人的轮廓，上唇好像洗不干净似的一点唇髭，同时又有着孩子的五官，稚气未脱。
简述了调解的流程，以及可能涉及到的问题，齐宋又对娄先生说：“其实我跟关律师是可以完全代表的，真的要让千鸿也出席吗？”
关澜听见，有些意外。这个问题她当然也有顾虑，只是没想到齐宋会先提出来。他不像是在乎这一点的人。但转念又觉得，他很可能恰恰是最在乎这一点的。
娄先生那边还未作答，文千鸿先开口了，说：“是我想去，我跟娄爷爷提出来的。”
“为什么？”齐宋问。
文千鸿回答：“真要在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我总得当面看看人吧。”
“多久没见过了？”齐宋又问。
没有说是见谁。既然文千鸿不用“爸爸”、“妈妈”那样的称呼，他便也照着这样子说下去，毕竟文千鸿才是他的委托人。
文千鸿自然知道问的是谁，答：“其实也没多久，太婆大殓那天在殡仪馆看见过的，哭得老伤心了。”
语气平常，却又带着一点讽刺。
齐宋听着，忽然觉得熟悉。
次日，市西区法院民一庭。
“文家花园”的遗产纠纷一案牵涉到多方，这一次调解，除了遗嘱执行人娄先生和文老太太指定的继承人文千鸿之外，还来了长子方面的代表律师，以及文千鸿的父亲文涛。
文涛此人四十多岁，长得白净体面，走进调解室时与在座诸位点头打了个招呼，也包括文千鸿，态度不像父亲，倒更像是兄弟，随后便与自己的律师一起在对面坐下了。
会议开始，法官先从最简单的部分说起。
文家次子 1971 年支边，户口迁往西藏，现在根据从当地调取的档案，有明确的失踪，以及后来认定死亡的记录，而且生前没有结婚生育，此后五十余年也无人主张代位权利。
这一点其余几方都没有异议，就这样过去了。
而后又说到长子要求恢复产权和继承权的要求。其律师表示，长子一家因为疫情的原因未能回国奔丧，由他全权代理，详细的时间线被整理出来，也提供了相应的文件书证——民国时的出生纸，老地契，离开上海赴香港的出境证明，还有后来的两次声明……
长子 1942 年生人，1955 年以奔丧为由随亲戚赴港，后赴美留学。
1985 年，政府发还房产，长子出具声明，表示文家花园由其父母与胞弟居住，因自己长期留居国外，决定放弃全部房屋权利，其中包含他作为房屋产权人之一的权利，以及放弃对其父母部分的继承，并同意更改户名。这份声明在其居住地办理了公证手续，且经过了当地中国领事馆的认证。
2010 年，文老先生去世，长子又通过其子女才向文老太太表达了不放弃继承的意思，这一次同样出了一份声明，也办理了公证和领事馆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