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有一丝可能，就一定要把他押解回国，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对于人类来说，这个世间世间最烈的酒，往往就是复仇的滋味。
正所谓快意恩仇，就是这个道理。
不管复仇的情绪有没有那么浓烈，复仇成功的快感是任何情绪都取代不了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战争中遭受迫害失去家庭失去的生活的人而言而是如此。
畏惧于犹太人的追查，一些战犯悄悄变成为了线人，以报告更高级级别战犯的情况，来换取不同额度的报酬，或者试图从战犯名单中删除他们的姓名。
据说，每处死一个战犯，犹太组织都会在他的尸体旁边留下一张卡片，上面赫然写着那句名言：“我们从未忘记，我们从未原谅！”
同样，对于对于二战中，菊刀国战犯强加给中华民族的苦难，中华民族亿万儿女们也从未忘记。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正式版的祭奠活动和纪念馆，一直要到很后期才开始运作。
这次，李文岚希望能够加快这个进程。
因为，人类的记忆时常是有限的。
人类太容易失忆了。
一个区域的失败，一次战争的失败，并不会让大屠杀停止。
如果人们都开始忘却，那么下一次大屠杀很可能将再次降临。
二战后，德国上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德国总理数次下跪道歉。
所以，人们选择了原谅。
而同为轴心国之一的菊刀国，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们拒绝承认罪行，通过修改教科书等方式，一次又一次对年轻一代人进行洗脑，让他们相信所谓的二战罪行只不过是其他国家编造的谎。他们置之千万受害者的申诉不理，强行洗白他们的“英雄”。
于是，二战，成了亚洲各国挥之不去的噩梦。
实际上，在现实的历史中，自然而然，随着时间的流逝，绝大多数的人情绪开始软化，很多受害人的同胞后裔选择了完全忽略那段历史。
这，让很多人觉得愤慨，也让许多人觉得无奈。
明明，原谅，应该是受害人的选项之一，而不应该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决定。
但是，世界上却没有他们说话的声音。
这些年，文岚在世界各地游走的时候，也曾与一些当年的受害人交谈过。的确，他们中的某些人早已选择了原谅，某些人选择了释然。那是因为，当他们看见那些自封的所谓“优等民族”可怜兮兮的样子时，他们的复仇渴望也就是消解了。
某次，金老爷子带着文岚走进了欧洲小镇的酒吧，认识了一群新朋友。
不知怎的，在酒精的作用下，男人们聊起了战争。
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因为战火又失去了大儿子和大儿媳妇的金老爷子，在数十年后再说起那段历史时，完全没有想起自己失去了多少财富，只在那里絮絮叨叨地说起因为战争而失去的那些亲人和朋友，谈起了那些逝去的美好生活。
曾被关进集中营失去几乎全部亲人的弗兰克，在咕咚咕咚灌下一杯啤酒之后，眼泪夺眶而出：“你们知道那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吗？我就是从那里爬出来的，当时我太虚弱了，连路都走不了，只能靠爬。就因为这次战争，我的家毁了，在水晶之夜后就全毁了。我的邻居举报了我们，明明之前我们还能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可惜，转眼之间一切就全变了，他们毁了我对人的信任。该死的集中营，夺走了我的父母，抢走了我的妹妹，毁掉了我的健康。所以，当我被在被解救出来的时候，唯一的愿望就是消灭掉整个德意志民族，把他们的土地瓜分掉，这样就可以避免再发生同样的惨剧。”
“那，后来呢，你又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因为我回不去了，可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找谁报仇，大家都是可怜人。”弗兰克的酒杯重重地砸在桌子上。
弗兰克从集中营里逃出来，联军带过去的人见他身体过于孱弱无法独立行走，将一名德国战俘分配给他作为坐骑时，他的怒火变成了不屑，最终变成了怜悯。
“可以说，他被分配给我，他是我的财产。他曾经向我抱怨，战争给他带来多少不幸，但他很快就学聪明了。我想说，他是一个可怜的家伙，没理由向他报复。”
弗兰克像大家稍微描绘了一下那个德国战俘的骨瘦如柴的模样，在场的长者们纷纷明了地点了点头，因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还没真正远离。
“一旦你开始面对个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跟你一样是受害者，你就释然了。”弗兰克叫了一杯新的啤酒，“当我刚刚被解救时，我认为德国应该从地图上被完全抹去。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我遇到一个德国人，我会跟他说什么呢？我不会说同情他，我会说请你凭良心做人。”
对于更多的幸存者而已，幸存是一种特别待遇，随之而来的还有义务。
“我永远的都在问自己，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没有一同死去。现在的每一天，我都在问自己，我能为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做些什么。我想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我想让他们的回忆继续，让那些死者活在记忆里。”一个在收集集中营死难者资料的志愿者，这样告诉文岚。
正在筹备纪念馆的西蒙.维森塔尔，始终认为个人的罪行不能用集体罪行所掩盖，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抽象的集体。
正义，不是复仇，是让争议接受伸张，让冤魂得以瞑目，也通过这种保存受害者的战争记忆。
包括维森塔尔在内的战争受害者，罹难或者幸存的，都肩负着“信使”的义务，将战争的不幸、大屠杀告诉世界和后代。
他们的想法和做法，让文岚觉得很震撼。
所以，文岚决定用两年间歇年的时间，尽量促成这件事情。
李文岚，利用了李哲闻和关氏兄妹的军方背景，也利用了安澜集团的能量，再加上一点点非正式手段，终于拿到了中外合作拍摄纪录片的批文。
中外合璧的拍摄队，将兵分数路，千万全国各地收集资料，同时采访并收集二战受害者的影像资料。
正在外国语学院读大四的李文岚，与学院部分同学一起，因为根正苗红而被选为实习助理，参与部分拍摄工作。
初时，许多人不理解，毕竟在时人的心目中，照顾好身边的人，努力发展生产，才是要紧的事情。何况，掀开二战期间的伤疤，除了惹哭一群人，勾起无数人难掩的伤痛，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泱泱大国，何必自揭伤疤，取悦洋人？那些看影片的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又怎么会明白我们华国人的苦痛？
所以，很多人接受了组织的委派，因为想不通，即便嘴上不说，却明里暗里有点消极怠工。
见事情推进得不太顺利，陈副总理亲自召开了动员大会：“按照目前的情况来分析，全面战争短时间是打不起来了。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放松下来。大家要明白，舆论战，也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现在国际舆论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际手里，我们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发表的讲话，很少人会去听。按照这样的情形继续下去，再过几十年，等我们这一代人走了之后，还有多少人会知道我们曾经为了站在法西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米国他们有电视，有电影，有唱片，只要他们愿意，他们能够让全世界相信第二次大战是靠他们打赢的。没错，我们知道我们和苏联军民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没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可能结束。但是，只有我们知道，又有什么用？我们必须要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
“如果我们不说，这个世界将永远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付出。如果我们不说，那么短短几十年后，我们的努力，将会被米国他们抹得一干二净，永远消失在普通人的记忆里。”陈副总理举起相机，指着台上的摄影机，“这些就是你们的武器，这些就是我们向世界说话的声音。即便今天没有人听，只要我们努力去做，认真打好每一场舆论战，这个世界终究会听我们说话的。”
身为发起人和历史的见证者，文岚热血沸腾，灵魂都在颤抖。
对，没错，政治家就是政治家，高瞻远瞩，远非后世那些政客可以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