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忽略事实，否认真实事件。
即原告刚才在诉状中所引用的，被告在书中所提及的诸多叙事性文字。原告认为其属“主观臆断，虚构事实”，否认当年校园暴力行为的真实性，然而，从被告所提供的邮箱日记与通信，明显可知，从2007年9月入学，至2009年6月毕业，三年间，校园暴力的阴影实际上与她如影随形。原告所主张被告的所谓侵权言论，本质上，反而是受害者的一种心理回馈和反刍，她所论述的，也正是当年所发生的事实。
我们虽无法倒流时间，但，无论是现下所收集到，2008年5月，在百度上海城南中学吧发布的“57班比丑帖”、2008年7月，“说说你们在学校里最看不惯哪类人”、“年级第一什么时候能换个人？文科班没美女了吗”等等发言，包括被告提供当年错题集本、课本，上面凌乱恶意的涂鸦，其实不难发现，当年被告必然是遭到了一定欺凌的，而这个“度”，显然已经超出了同龄学生平常小打小闹的程度。希望法官能够将这一情况考虑在内。
三、污蔑恶意，跳脱客观条件。
原告主张被告在撰写其书时，存在刻意引导对号入座的恶意心态，并在影视化改编中纵容该倾向的出现和持续发酵。这明显是原告对被告的先入为主认定。被告并无造成原告名誉及经济损失的心理故意。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Fight myself》原著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传记文学性质，这一点是文学体裁上不可忽视的重中之重。毕竟，所谓传记，不写经历写什么呢？若以原告的逻辑推论，是否老舍，巴金，诸多著名文学家在传记中披露的人性之恶都为主观故意“带节奏”？在客观事实存在的基础上，我当事人所写到的一切经历并无不妥。所谓的指向性，也是在上面所说，帖子曝光、尤其是诸位同学认领身份后才显得异常突出。至于原著本身，无论是地名、人名、甚至一些必要的上海地标，都做了艺术化的处理，足见，她本人其实并无恶意披露昔日同学隐私的恶意。
其次，还有一点需要纳入考虑，那就是被告本身的文字版权问题——在签约WR出版集团旗下的版权经纪公司之后，她作为一独立自然人，已不能随意决定其归属，而是必须考虑公司方面的利益。其中，包括合同签订，改编方向等，实际上都受公司制约。据了解，所谓的“纵容”，更多是被迫接受，在上级领导制造噱头的引导下，被告反而是一再反对的一方，并质疑该改编方向有可能导致隐私泄露，很显然，她对问题已有先见之明，更不可能存在所谓的主观恶意。
由此可见，原告方就其个人及父母名下产业因此事件受影响，名誉受损，企业信誉力下降，便索偿500万元人民币的行为，与实际情况并无因果联系，更无法成立。至于所谓侵犯名誉权的行为，被告认为，无论是在行文篆书，抑或版权改编的过程中，被告行为并无任何违法之处，更无主观恶意，无臆断造假，侵权诽谤，相反，内容属实，客观正肯，并不符合“侵害名誉权”的各个构成要件。由此，被告认为，其行为实际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更未直接给原告带来任何经济损失。因此，还请贵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也维护被告作为普通公民，理应享有正当言论自由的权力。”
作者有话要说：还有1-2更，明早来看吧～
以及，虽然答应了评论区姐妹一章把法庭写完，但是后面质证环节写的有点点不满意，所以还是截开了（鞠躬orz）。
P. S. 因为格不是法学生，个别术语和流程参考了部分庭审实录，但内容可能不专业，大家海涵。
参考：《北大诉邹恒甫名誉侵权案庭审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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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法庭调查结束过后, 很快进入质证环节。
蒋成却突然接到数个电话，连连挂断，又连连打来。他瞄一眼来电人, 眉头微蹙, 但到底还是冲舒沅打了个手势, 随即躬身离开观众席。
她只来得及看清那备注上赫然一个“霍”字。
还待再想, 审判长紧随其后的“提醒”，已然夺去她所有注意力——
“下面开始法庭质证环节。首先, 由原告按照证据清单所示序号出示证据, 被告质证”
闻声, 原告方代理律师很快站起身来，一边整理着手中文件, 随即抬手向法官同各审判员示意。
“首先, 我方共有四项书面证据列举, 分别为：证据1、2009届城南中学毕业生同学纪念册；证据2、2009年6月，叶某华同学坠楼身亡案，警方调查原件档案及相关方证词；证据3、《Fight myself》在豆瓣、知乎、微信读书等网络平台的评论区截图, 早在2017年，就有人提出原书内容疑似取材于真实事件；证据4、《Fight myself》同名电影改编的授权编剧之一提供证词，证实在改编过程中，确实有收到关于个人隐私的暗示。”
“其中, 虽年代久远，但证据1的内容可以侧面证实，被告舒沅女士, 实际曾多次在毕业寄语和同学录中留言，并无被全班抱团排挤的迹象，相反，还有个别同学反复对其遭遇表示鼓励与同情，是否存在校园欺凌的问题显然存疑；证据2-5，则建构起一套具体的行为逻辑，被告是如何从真实事件中不严谨取材，并以此牟利，包庇纵容，不顾昔日同学情谊，是显而易见的！”
对方话音不高，但抑扬顿挫。
一套慷慨陈词下来，包括法官在内，各审判员均面色凝重。
直至轮到顾益华律师对证据质证时，复才齐齐抬眼，满面考究意味。
“首先，原告所出示的证据1，无论是从证据的来源，还是实际有效性上，都仅能证明，或许有某一段时间内，被告曾被有限度的接纳进班群体，个中理由，在其书《Fight myself》英文原版第98页已经写到，‘我开始意识到人类是很奇怪的一种群体，当他们以自我认同为标杆建立小群体时，带有天生的排他性；但当他们被呼告需要团结一致对外时，也能心照不宣的把你团成一个分子、一枚必要的零件。仿佛只需要两句留言，三句安慰，就可以轻描淡写的把自己撇清，换来你的诚惶诚恐感激——于是我顺从了，因为厌倦。’这样的特殊性不能抹灭我方主张的普遍性日常情境中存在的欺凌，亦不具备充分的客观性。
证据2，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当年的跳楼事件虽客观存在，但如不是豆瓣高楼将其对号入座，少有人会将这一事件与原书紧密联系起来。在此顺带一提，经警方档案，实际可以看出，当时叶某华同学选择轻率结束生命，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无法面对自身对我当事人造成严重身体损害、将面临民事诉讼的情况。虽当时，因学校和各方施压，我当事人未能留存证据提出诉讼，但警方调查足见当时确有此事，望各位审判员审慎看待。证据3与证据4同上，关联性不认可。同时需指出，原告所援引证词的编剧本人，在版权改编的会议初期，就已经因为和我当事人产生分歧而被开除出团队，其证词难免具有主观故意的先入为主，真实性存疑。”
与对方的慷慨激昂不同，顾益华律师言辞恳切，态度平静，一副胸有成竹的淡然模样，引得法官不住小幅度微微颔首。
舒沅见状，高悬的心随之微微落定。
然而对方手握的“证据”及相关证人显然不仅于此。
片刻过后，审判长起身示意，“原告继续出证。”
很显然，与舒沅的“捉襟见肘”不同，随着舆情对该案的关注指数增长，居高不下，叶文倩等人，已然与学校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合作共生”关系，获得了一定的“赞助”。
原告方代理律师后期排布出的证据5-11，概都取材于当时的学校档案，试图再度论证校园生活的“和谐美满”，却被顾益华律师一一以太极四两拨千斤驳回。
双方你来我往，各执一词，一时间□□味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