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时候劳改场那边寄信给王春燕，说王耀身体不好在劳改农场做不了什么事，人也快到退休年龄了，希望他们还是把王耀接走。这次任勇洙说什么都绝对不去了，王春燕看到在上小学的儿子王嘉龙，突然有了想法。
她把王嘉龙一起带去了，和王耀说：“我们平时常在外面，这孩子都没人管教。不管我们做了什么起码孩子是无辜的，你不看我们面子也看孩子面子。”王耀叹口气说：“我也不会带孩子，你们请个保姆吧。”眼看又要僵持不下，一直沉默不语的王嘉龙突然过去抓着王耀的手，说：“你是不是会俄语？我想学。”
王耀就这么跟他们回了上海，过上了闲云野鹤的退休生活。王耀和任勇洙刚开始的时候水火不容，照面了彼此都跟看不见对方一样。后来日子长了也有所缓和，平时会打招呼，偶尔还能聊上几句。
王春燕和任勇洙确实挺忙的，做起外贸后更是常在外面跑，经常把王嘉龙扔给王耀，两人相处倒也融洽。王嘉龙真跟王耀学过一小段时间的俄语，大学时候还把俄语作为二外学过，不过水平非常一般，大概实在不是这方面的苗子。
王耀有文化，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尤其做饭还好吃，王嘉龙觉得他可厉害了。那时正流行香港电影，王嘉龙也爱看，学着黑帮电影管王耀叫“大佬”。王耀也宠他，两人关系好得很。
王耀回上海以后犯了懒，原本剪短的头发又渐渐留长。他平时没事好喝喝茶、练练字、遛遛弯，但就一个毛病，所有写过字的纸一定要撕得很碎才扔。王嘉龙知道这是文革里落下的疑心病，心说这不是怪费劲的嘛，后来送了他一台碎纸机。
等王嘉龙上大学的时候，同性恋已经非罪化了，社会上对同性恋的舆论也开放不少。有一次他大学一门文化课要写关于文革的调查报告，他把王耀作为采访对象问了一些事情，又顺便拓展了一下问到了伊万。王嘉龙再三保证一定匿名处理并且对父母保密，王耀才告诉了他。此外王耀从没对别的人主动提到过伊万，按王春燕和任勇洙的话说，这是改造成功重新做人了。
王耀的身体一直不太好，风湿骨痛到阴雨天都走不了路，平时也动不动这里疼那里疼的，但死扛着不去医院，只是买点药来吃。日子过得还算风平浪静，直到2005年头疼得实在受不了，去医院看才查出来脑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再加上年龄大了，治疗也不过是拖点时间。经过一轮轮的放化疗王耀人很虚弱，到2006年初的时候眼睛也看不见了，医生说最多再撑半年，只用姑息治疗维持着。
三月中旬的时候王耀衰竭得很严重，他们都觉得他大概要不行了，王春燕和王嘉龙轮流陪着他，任勇洙偶尔也会来待一会儿。月底他精神又好了一些，有一天他突然问王春燕：“你从原来的房子搬出来的时候，家里的书还留着吗？”
王春燕想到过去的事心里很惭愧，说：“家里的书…估计都烧了。”还是她亲自烧的。
王耀“哦”了一声，过一会儿又问：“那有看到一支钢笔吗？”
王春燕眨了眨眼睛，问：“什么钢笔？”
“笔杆是黑色的，银色笔帽。”王耀说得很慢，带着怀念的口吻，“一根暗尖钢笔，质量很好。”
王春燕想了一下，描述太泛泛而谈了，这样的笔不是满大街都是吗？她问：“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特征？”
王耀犹豫了半天，才说：“是苏联牌子的，笔夹上有俄文。”
王春燕一下被惊得说不出话来。她肯定她没见过这支钢笔，但王耀此时提起，想必对他意义非凡。不忍心再让他失望，王春燕想了想还是说：“好像有点印象，我回去找找。”然后试探着问，“要这支笔干嘛呢？”
王耀听到这个问题也愣了一下，呐呐地说：“也不干嘛…我就想看看。”
王春燕看着被病痛折磨得干枯的王耀，心里泛酸，问：“哥…你是不是还是想见…”她顿了一下，咽下差点脱口而出的侮辱性词汇，转而说，“…想见大哥哥？”
王耀听到像是触电一样身子弹了一下，立刻摇了摇头。王春燕轻轻握着王耀几乎都是骨头的手，颤抖着声音说：“哥…你和我说实话吧，要是想见我去给你找。真的。”
王耀侧着头想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会不会给你们带来什么麻烦？”
王春燕忍了又忍还是哭了出来。她抱着王耀，伏在他身上哭着说：“我错了…哥，我真的错了…已经没有政治运动了，你不用怕，再也不会有了…”
王春燕让他把能记得的关于伊万的情况都说出来，方便她去找人。王耀把能想起来的都说了，比如他的家庭情况，曾经的单位、住址——住址他只能记到街道，具体门牌号记不得了。
王春燕都记下来，最后有点担心地说：“要是…要是大哥哥不方便来呢？”其实她本来想说“不愿意来”的，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伊万若是成家立业了也很正常，谁愿意被打扰呢？
王耀用他那双其实什么都看不到的眼睛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说：“其实我就想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了，他过得好我也安心了…”他又闭着眼睛发了会儿呆，“…不然我总觉得对不起他。”
王春燕诧异地看着他，问他：“你对不起他什么了？”
王耀沉默了。在后来的很多次闲谈里，王春燕才大概明白，有两件事让王耀一直耿耿于怀：一是1960年因为父母的原因写信给伊万断了联系，二是1971年在内蒙古劳改农场把伊万临走前给他的手表送给了农场政委，并且指天对地发誓要重新做人。
为了要找伊万这件事王春燕和任勇洙大吵了一架。他们家是做外贸的，在俄罗斯也有认识的人。在王春燕的坚持下，任勇洙同意托人到伊万原来住过的那条街上去问问有没有这个人，结果是没有。王春燕又说要雇私家侦探去找人，这回任勇洙说什么都不答应了。他潜意识里还是觉得王耀和伊万是错的，他们不该见面。王春燕气得骂道：“反正不是你哥！人都快死了，你让我哥走得安心一点不好吗？你没看到他那样子多可怜！你不帮忙我就自己委托人去找。”
他们在书房里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连离婚都搬出来了。王嘉龙从医院回来，在客厅听了一会儿，过去敲敲门，说：“你们先别吵了，伊万·布拉金斯基我找到了，他明天就到上海。”是的，他仗着会点俄语，到俄罗斯的论坛上发了个帖子，添油加醋地描述了这段高贵纯洁的革命友谊。帖子一时成了论坛热点，就这么发动群众的力量，没想到还真找着了。
王嘉龙让王春燕先别告诉王耀，但王春燕忍不住，当天下午就高高兴兴地和王耀说伊万找到了很快就过来。王耀也很开心，不断问她伊万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伊万原不原谅他？王春燕一开始说让他等伊万来亲口告诉他，但是王耀好像没听到一样只是一直问，王春燕为了让他安心，根据从王嘉龙那里听来的一些情况，把话都往好了说。
——嗯，他过得很好。他说你没有对不起他呀，哪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是嘉龙通过他的外孙女找到的，明天就来了。对，飞机明天一早到上海。嗯，那你要等着他呀。
王耀听了很开心，又和王春燕说等他死了之后把他的骨灰撒了就好，不用搞得太麻烦。王春燕嗔怪地让他别说不吉利的话，这都还早着呢。
没想到王耀当天深夜里就咽气了。所以王嘉龙才说不能告诉王耀，王耀这条命就靠这么点执念吊着，一旦心安了魂也就散了。
……
这是王春燕所知的一切。伊万听完总算是解开了自己多年的疑惑：为什么王耀要寄一张白纸给他，又为什么把所有的信都退给自己。当年王耀和他的交往到底有没有过欺骗已经无从考证，但他现在起码知道了，王耀当时真的想过和他写信，只是因为父母的压力才放弃。
这事说来令人遗憾，但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否定和失望之后，这对伊万而言甚至是一种慰藉。他并非一厢情愿，王耀不像他想象中那般铁石心肠。仿佛多年来的牵挂终于等到了回音，这足以让他释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