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格雷伯爵惊讶地发现，女性们对财产权的要求已经成为一股不能忽视的声音，且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与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八三三年，英国《继承法》颁布。这部法律虽然延续了男性优先的继承原则，但是对女性继承家产的比例作出了部分修正，遗嘱继承的优先性得到了明确。
通过玛丽等人的努力，已婚女性保留婚前个人财产的唯一收益权的主张得到了法律的支持，但是法律上依然规定财产的所有者是丈夫；法律允许女性婚后在婚姻存续期内可以通过地契或遗嘱继承最近亲属不超过两百英镑的财产，但是对超过两百镑的遗产没有进行规定；未婚女性继承地产的范围扩大，包括自由持有、公簿持有和习惯持有的地产、地租。
对于这样的结果，玛丽根本不满意，尤其是对于下层妇女而言，她们的婚前财产几乎为零，这部法律对改变她们的地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没办法，上层女性并不需要工作，对她们而言，能够保证自己可以拥有婚前财产的收益就足够了。你一直坚持开办的工厂尽量使用女工不就是希望这些获得收入的女性可以站出来发声吗？但是现在看来，那些大人物并不打算倾听下层人的声音。”夏洛特看着玛丽，无奈极了。
到了这一步，玛丽的那些贵族朋友已经不再出声了，玛丽不可能强迫她们去为那些不属于她们阶层的人着想。
“我们得继续争取女工们的支持，现在上面的人的确听不见她们的声音，但是当参与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就会意识到自己应有的权利被剥夺，等女性发出的声音足够响亮，坐在上面的男性就没法继续忽视我们。还有那些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女艺术家、女作家、女歌唱家等人，她们可都是通过自己的能力赚钱的，这些人肯定愿意声援我们。”
权利的争取不可能一帆风顺，玛丽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威廉，难道新颁布的法律还不能让公爵夫人满足吗？”在一次上议院的会议结束后，格雷伯爵笑着询问，“现在她这么做，对你的声誉也没有好处。”
“尊敬的首相，我认为我妻子的要求并无问题，她只是想要让已婚女性获得和未婚女性一样的待遇。”威廉看着面前的老人说，“只要方向是正确的，她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就像我的母亲一样。”
格雷伯爵微微停顿，随后说:“这些事情就都留给墨尔本子爵去操心吧，我已经是一个该享受宁静晚年生活的老人了。”
在通过议会改革法案后，格雷伯爵毕生最大的心愿已经完成，不想为无关紧要的女性权利继续操心。
从丈夫那里得知首相态度的玛丽并没有因此就失去信心，就像她对夏洛特说的，既然上层路线暂时走不通，那么她既先把下层地基打好再说。
在之后的日子里，玛丽除了不断改善自己工厂里女工的工作条件，帮她们解决遇到的困难，还和夏洛特一起到兰开夏郡的曼彻斯特去，与纺织厂的女工们接触，鼓励她们成立工会，争取自己的权利。
当初帮助夏洛特的那名机灵的女工成为了纺织女工工会的领导者，让玛丽和夏洛特看到了改变的希望。
虽然玛丽在伦敦不断推广简洁的成衣，但是这股风潮并没有传到曼彻斯特。这里的纺织女工们依然穿着自己缝制的长裙，行走在环境恶劣的工厂。
“职业女性需要更方便的服装。”玛丽在自己的《时尚杂志》写到。
她在一次赛马会上公然穿起了自己之前设计的阔腿裤，随之而来的，自然是传统人士的强烈抨击。就像法国的女作家乔治·桑一样，要不是她现在是公爵夫人，是贵族的一员，玛丽怀疑自己会被关到监狱。
除了推广新的服装，玛丽还成立了一所专门的学校，为女性提供语言、算术、纺织技术、缝纫机操作和服装设计等职业教育，这所学校不是为中上阶层的女孩设立的，成立之初就专门为下层劳动者家庭提供补贴，从学校毕业的女性还可以得到在普莱斯的工厂或公司工作的机会。
玛丽的苦心没有白费，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靠着自己的双手获得收入，她们的权利意识也开始增长，更多的女性意识到，如果已婚女性的财产得不到法律的保障，那么她们就永远是男性的附庸。
一八三九年，《已婚妇女财产法》终于在玛丽为首的女权主义者的斗争下得以制定，明确规定“任何已婚女性通过她从事的任何工作、职业、商业获得的工资和收入；通过文学、艺术或科学技术获得的任何财物；以及用工资、收入、财物进行的投资（回报）都应该归她单独使用，独立于她的丈夫，收据就足以证明她拥有工资、收入和财物。”（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