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点周长城确实是有责任的，这个骂挨得不冤枉，因为在和这种制造类的供应商合作时，他们做好设计和技术支持，到真正要生产的时候，确实应该由项目工程师在每个环节签字确认，大概也是看罗四桢前面的单子都能做得好，同事就稍微松懈了些。
但是接下来姚劲成的话就有些无理取闹了，甚至说得有些不清不白的，因为姚劲成看了去年审厂的领头人正是周长城，他说：“像这种审核，不单只要审他们的厂房、机器和技术能力，往后还要审核他们负责人的人品如何！”
不止周长城，就是采购的同事都觉得荒谬，可这是老板，无人吱声。
当初跟周长城一起到深圳来审厂的其实还有另外几个技术的同事，大家也都在座，可姚劲成偏偏揪着周长城骂了最久，没办法，因为他是这几人中职位最高的。当然周长城作为一个职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认为姚生是借题发挥，只是前面也实打实在细节上出了纰漏，他只是安静地听着，没有任何反驳和解释。
姚劲成骂起瘾了，又翻着周长城最新排的项目表，不满其中的先后顺序，拿出笔，按着自己的想法重新标写一二三四，不满：“周经理，你看看，深圳厂花了这么大功夫，有这么多机器，宝安和龙华都有供应商，你还要把订单放到广州厂去。人员和资源的分散，聚不到一起，怎么能用最高效率去服务客户呢？”
周长城接过姚劲成丢过来的项目排期表，皱眉，他这么安排是有自己实际的判断理由的，如果是在去年没有发生“五百块红包事件”，周长城还会争一争，但现在他只是很平静地说：“好，就按照姚生的意思去重新安排。”
姚劲成尤嫌不够，又开始说周长城对于项目人手调配不够灵活细致，现在项目部的工程师工作分得太散，每个人都独立向周长城汇报工作，彼此没有关联性，而销售的同事每个人手上都有十几个客户，每个项目分在不同人的手上，那开起会来要找人就太麻烦了：“周经理，要是你这里忙不过来，我们就再成立另一个项目组。”
其实项目部门的人就十个出头，周长城为了锻炼这些人，每个人手上的大小订单都是相互交叉的，这样对于个体员工的成长会更快。当然，办法这种东西是没有天下第一可言的，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开会时提出来，大家按着真正的情况，及时调整就可以，姚劲成却在讨论四桢精密的会议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客气地批评。
刚开始周长城听到姚生说自己对下属的管理不得当，还要另外成立一个项目部，还稍稍惊讶了一下，姚劲成并非刻薄的人，他想姚生估计还有另外的情绪没发出来，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忽然间又不愿意放权了，随即很快冷静下来，便问：“那姚生的意思是，项目部门的单个工程师最好只跟一位销售同事的订单是吗？”
姚劲成听了周长城这句不软不硬的钉子，又不作声了，只说：“我再考虑考虑。”
散会后，周长城在办公室坐了会儿，看了眼姚劲成刚刚在会议室圈出来的项目排期顺序，让丁万里带着同事们去重新安排。
丁万里看着这打乱的排序，苦着脸说：“周经理，怎么又变了？这些排在前面的，胶料和钢料都没到，排到后面的都可以安排试模了，不够人用啊。”
周长城也不是没有情绪，他尽量克制地说：“这是姚生的安排，按他的想法去做吧。”
丁万里看周长城的脸色也不对，心中抱怨，也只好领命而去。
等关上办公室门后，周长城还是给罗四桢打了个电话，劈头盖脸地问：“老罗你究竟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要离开深圳？就算真的要离开，手头上的事也应该做好。我说句不好听的，山水有相逢，你现在回到福州去，你怎么知道昌江以后不会到福州去开厂？说不定日后大家兜兜转转还会再见呢！”
罗四桢那头也没有咆哮，甚是“推心置腹”：“周经理，我说实话，不单只是我，我知道你们在深圳也有几家合作的供应商，大家都是熟人，我们都认为你们压价实在太狠，把我们下游供应商的利润全都压没了，完全是白给昌江打工。而且付款条款也很苛刻，人家都是交货了至少付七成，现在我货都交出去了，还有五成款没收到。真的，你们那个香港来的姚生，做生意实在太精明了，我是不敢跟他打交道了。”
“你们总说产品不合格，但人家都能用，为什么昌江就不能用了？我是真没办法了。”
罗四桢说话也很有技巧，他不直面回答周长城的话，而是开始转移矛盾，千错万错，反正怪不到他头上，定然是昌江那头给的支持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