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听哪方面的？”
“随便什么，最好是惊险的。”
他笑了：“医院这种地方，最不缺惊险的故事。”
他想了想说：“之前有个七十多岁的患者, 虽然是恶性程度不算太高的非浸润性癌，但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考虑到创伤可能会比较大，保守一点的医生一般就不建议手术了。但她有一对很孝顺的儿女, 找了我好多次，认为他们母亲身体还算硬朗，希望通过根治手术最大限度的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所以你同意了？”
“其实她确实是有手术机会的, 但是这个术后的效果谁也不好说，可我还是决定试一试。患者的术前检查一切正常, 手术难度也不
是很大，但是患者术后出现了我们都没想到的情况——一侧肢体有瘫痪的现象, 而且也不能说话了。”
“为什么？”
“当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我们自认为手术过程中没有任何失误, 但患者是下了手术台瘫的，那就是大事。患者的家人见这个情况都接受不了，作为主刀和主诊, 我几乎成了众矢之的。那一晚我没离开过医院，亲自推着患者去做CT，联系介入科做脑血管造影, 神内和神外各种会诊，整整忙了一个通宵。”
谢一菲追问：“那后来呢, 查出原因了吗？”
“最后会诊意见是没有发现脑内大血管血栓和梗死的证据，不建议溶栓，暂时不做进一步处理。”
“那不就是等着吗？她家里人怎么说？”
谢一菲可以想象得到, 听到这样的结果，那位患者的儿女得多么崩溃，而秦铮又承受着何等强度的压力。
秦铮说：“她儿子在医院大闹特闹，谁也安抚不住，她女儿相对冷静一些，但对我们的治疗方案一直存疑，而且最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他们母亲变成这样，但我们竟然决定不采取任何措施。其实我也理解他们的感受，所以后来她儿子不知道听了谁的撺掇，坚持要给他母亲溶栓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意外。”
“那你怎么说的？还是不同意溶栓吗？”
“对，我坚决不同意。我找到患者女儿，把情况跟她重新解释了一遍，也把溶栓可能造成的后果跟她说清楚了，她最后决定再相信我一次，暂时什么也不做，但她儿子还是在闹，扬言要让我丢工作，甚至让我偿命。”
这一刻谢一菲不想掩饰自己心中的不平：“一台手术那么多医护人员，主刀医生才能赚多少钱？这样的手术你做了也不会扬名立万，不做也不会损失什么，既然多做就意味着‘多错’多承担风险，那么以后谁还会为了患者冒险？”
秦铮笑：“看来你这两个月没少和那些年轻医生交流。”
谢一菲确实听过那些低年资医生的抱怨，当时她没什么感觉，这一刻忽然就理解了他们，甚至感同身受。就像此刻，虽然说起当年的事，他也只是三言两语就说完了，但她却仿佛跟他一同经历了那件事，感受到了当时的惊险，还有他所承受的压力，可以想象那段时间他一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自我怀疑和自我折磨。如果事后证明他的坚持是对的，那也只是他该做的，可如果那位患者没有好起来，他的职业生涯可能就要停在那一年了。
“那患者后来怎么样了？”
“终于在一周后，她的肌力和言语功能都恢复了，最终诊断是‘癔症’。”
“癔症？”
谢一菲觉得讽刺。幸好他当初没听家属的，如果真的溶栓了，很可能导致患者大出血，先不说现在的舆论压力和社会环境会给主诊医生和医院带来什么样的重创，最重要的是，那个患者可能已经不在了，说什么都晚了。
“是，癔症。”
“后怕吗？”
“说一点都不后怕是假的。那事之后主任跟我说，一个优秀的医生一生当中会经历很多这种时刻，会彷徨会委屈，但这都是必须要经历的，既然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谢一菲由衷地感慨：“医生真了不起。”
秦铮有点好笑地看着她：“这就了不起了？”
其实当时在那位患者家属坚持溶栓的时候，秦铮完全可以照办，反正会签署免责协议书，这样一来至少把一半的责任从医院的身上转嫁到患者家属身上了。可他没有那么做，而是坚持自己的判断。试想一下，如果他坚持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位患者最后依旧没有转好甚至出了什么意外，那家人会怎么样，怕是只会闹得更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