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彦博好笑地望着他，压根没觉得冒犯，反而有种被关心的感动。
然后他很诚实地点了点头：“嗯，我懂。每个职业选手都有退役的一天，区别在于或早或晚罢了，这其中不乏很多伤病和身体原因。我自然也是想过，我要打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退场合适？”
说到这，付彦博停下了步子，指着对面不远处的大排档：“比赛也结束了，请你喝点酒？顺便再给你讲讲Power选手年轻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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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饭量贼大的小伙子点了上百元的烧烤后，又麻烦老板搬了一箱冰啤，开始边吃边喝边聊。
“……我第一次接触职业DTF，是在高一升高二学校暑假补习。补习么，查得不严，可以钻空子偷偷带手机。有一天上课，当时坐我后排那位仁兄忽然大声喊了一句' 操TYG吊爆了，这都赢了！’惹得全班哄堂大笑。老师把他提溜到黑板前，让他给我们其他人讲讲刚刚都在看什么。那小子还真就讲了……而就这么一讲，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那个时候班上玩电脑的几乎都知道有一款游戏叫《Do The Fight》，却不是都知道它什么时候还发展出了一个竞技比赛项目，更不知道什么是DPL。”
“我本来玩DTF只是抱着很单纯的游戏娱乐心态，是用来学习之余减压的。
可自从知道并关注了DPL职业赛事，在观看一局又一局比赛干脆利落的击杀和被击杀中，在羡慕于那些选手能与队友们为一个目标一起努力、一起快意恩仇中，DTF好像就逐渐变得不太一样了。”
姜祎握着啤酒瓶，听得入迷，忍不住问：“然后呢？你就决定去打职业了吗？”
“没，我没立刻生出也要去打职业的想法，只是先埋了颗种子吧，”付彦博撸了一根羊肉串，继续道，“直到高三一模之后模拟填志愿，班主任和我们讲，先想想你们的理想是什么，不必这么快就统统向热门专业投降。然后我就愣住了，我的理想是什么？”
“不是吹牛，我当时的成绩可以报考很多211甚至985高校，但是之后呢……我要选什么专业？我想要做什么职业？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那天回家，罕见的失眠了，短短十几年的人生，经历过的画面如走马灯一样在脑海里放映。”
“有人说深夜容易引发思考，确实如此，我睡不着无聊便开始剖析自己，寻找自己找不到理想的原因。”
“我的堂弟，付小二，他小时候其实一直是住在我们家的。
那时候二伯母难产去世不久，心灰意冷的二叔干脆离了家去下海经商闯荡，把刚出生就没了妈妈的付小二托付给了我们。多了个住在一起的弟弟，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可能就是每个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不同吧。按我老妈的话说，要做一个合格的哥哥，要成为弟弟的好榜样。我于是开始甘之如饴地收敛了性子。当然，也可能是我本就没有任性的资本——因为那时家里其实并不太富裕，尽管二叔每月寄生活费过来，养两个孩子对于邮局送报纸的父亲、缝纫厂的母亲来说还是有点难。他们便想尽办法多挣钱。而他们工作的时候，就由我来照看更小的弟弟。
我决心按照别人家孩子的模板长大。对父母，我要做好儿子；对弟弟，我要做好哥哥；在学校，我要做好学生……
这种心理不仅对我性格塑造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直到我二叔真的赚到大钱，把小二接走，家里的条件也变好后，都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甚至我自己也没有发觉。
直到老师问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我才惊觉，好儿子好哥哥好学生……这些似乎不足以称之为理想梦想之类的东西。”
“然后一个念头就冒了出来——本就没什么东西束缚自己了啊，为什么还要这么严格的要求自己走什么模范人生的路，我该找到真正独属于我的渴望，我得为我自己、为我的理想活一次。”
“所以那天夜里最后我问自己，有没有为什么而特别心情澎湃、羡慕不已过？”
“然后你找到了，”姜祎的啤酒瓶碰了下付彦博的，“是DTF。”
“嗯，没错。虽然是深夜激情上脑，很快我就反省自己一个马上高考的高三生了，现在想打职业这些有个屁用，寒窗苦读那么多年的辛苦，好孩子好哥哥的形象就要为一个所谓的理想报废了吗。可是我到底骗不了自己，想成为职业选手的渴望，直到高考结束填完志愿也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尤其在暑假TSP俱乐部经理看我玩得好，主动联系我去时。”
“于是乎，我干了我这辈子可能最出格的一件事——大学报道没两天，我收拾铺盖跑去TS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