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我不怕这个通缉。我也曾跟着三姐，流浪四方。我只怕，真的要乱了。”
前不久，林黛玉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慢慢写完了《歌仙》，托她叔叔的几个朋友悄悄刊印出去了。
她不知道会引起那样的轩然大波——原本只是悄悄刊印的《歌仙》，被书商越印越广，印在寻南小报上，开始只是在文坛，市坊间，最后，引发了一场波及面非常广，关于“地租”的大辩论。
辩论开始只是集中在书上，也只有文人参与。到后来，不知怎地，一位海外商人，搞出了最初专门用来刊登《歌仙》讨论的“小报”。
随着小报短短时间内的普及，辩论的波及范围越来越广。三教九流，大凡是有点见识的，都要说歌仙几句话。
江南江北，沿海诸省、以及个别省份内，几乎天天都有人拍桌子砸凳子，能辩论到几乎火拼的地步。
明面上能够让人听到的意见开始两极分化。渐渐主流地分化了为了两派。
一派是以李白泉这些“狂生”为笔杆子的沿海诸省人士。这些人，以下层的文人、小吏、还有出身商贾的下层官员、市井平民、大商人、或者是以海利振作的贵族为主。
另一边，则是像孔家那样世代公卿、与皇族、与朝廷关系紧密的大中地主、大官僚。
参与这场大辩论的人数在增多，《歌仙》的名声就伴随着这样的大辩论，传得特别的快。
甚至有传言说“短发鬼”也评论了《歌仙》。
那是南方起义军的首领之一，姓方。听说原系一位屡试不第、四处奔波的秀才，多年在外，好不容易谋了一个小吏，匆匆赶回家，却发现妻子早被家族中的土豪劣绅奸/淫而投江，老母亲饿死家中，小儿子则被拉去抵债，不知道卖到哪里去了。而家中由于他考秀才而得到的几亩田，也“借口他家中无人可种”，早就被人瓜分了。
他一层层地往上告，一层层地被压回来，蹉跎了近十年，仍没有结果。
他人到中年，终于彻底心冷了，只留下一首打油诗，曰：
“我本无心爱功名，宦海奔波求斗米。
残羹冷饭供妻子，薄米贫田奉高堂。
乡绅豪族人间恶，妻离子散父母瞑。
长恨头白读子曰，悔不年少投绿林。”
此后便一把火烧光了自己的四书五经，削发而逃亡投奔南方的“匪贼”，被污蔑作“短发鬼”，从此落草为“寇”。
就是这位方首领，传说他读罢《歌仙》，长叹道：“此怨天者也。”
天者，君也。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
但是，当今圣上，读罢《歌仙》，勃然大怒，却是真的。
据说是某个经常被招进宫的文学弄臣，呈上给皇帝。皇帝读完，大怒，斥之为“邪魔外道、文贼书盗”。要求缉拿此书作者。连皇榜都张贴下来了。
不管是不是真的皇帝要捉拿的，但是，现在各地都贴满了“文贼潇/湘君子”的缉拿画像就是了。
一如大理这一张——当然，凭着这张画像去捉人，那是只能捉到猴子，捉到妖怪，但是绝捉不到潇/湘君子的。
林若山的几位朋友倒是知道，也没有一个会去告诉官府。
黛玉也曾很自我陶醉过，从《烈女祠》开始，她就一直觉得，大约是她的才华太高，写的太深刻，文章太好。才有这么多人讨论她的文章，甚至名声传到皇家去。
即使是当代大儒称作“文贼”，书籍在江浙被禁，那也是一种殊荣。毕竟不是人人都有资格被大儒称作“文贼”的。
乃至于《歌仙》刚刚写完的时候，她也还是很有点这种“骄傲”。
天下的文人，都很有点自命清高。她也不能例外。
直到，她被林若山和林若山的朋友领着，去参加了一场辩论的文会。
这场文会很特殊。
参加文会的，居然没有几个文人。都是些底层军官、底层小吏卒、商贾，乃至于农民，还有不少织工。
这场文会，不像文会。像什么？
林黛玉从前十几年，是在闺阁里渡过，离开了贾府，看了人间，也多是把目光集中在身边，集中在自己的笔墨上。
她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林若山的朋友，那个叫做阿坤，又矮又胖又黑的阿坤，正蜷着伤腿，站在会场中间一个类似于戏台子的台上，一手里拿着一个卷筒似的东西，一手拿着她的《歌仙》，声嘶力竭地对台下的人挥舞：
“耕地的兄弟们，一年四季勤劳作，大半的收成，却被那些依仗豪族的地主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