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短短一段时间内，廉价而美丽的工厂出产的布匹，已经在嘉兴开始销售，颇受欢迎。
所以嘉兴稍有脸面的人家，都生怕这些女工是从家里、主人家或者什么地方私逃出来的。生怕那织出来的布都是“不干不净”的，自己用了“娼妇布”。
尽管那些开工厂的商人赌咒发誓地说这些女工都是清白人家的女孩子，甚至找了义军做包票，说都是合法的。
尽管女工她们自己也信誓旦旦说是家里的丈夫、父亲同意的。
但在嘉兴府城的人看来，在经历过一个工厂的护场队把一个来找女工的穷鬼男人活活打跑的场面之后，这可信度要大大地打一个折扣了。
当然，鉴于这布匹物美价廉，不放心是不放心，买的人还是照样盈门。
罗照雪自从那一日的官司之后，就无处可去。袁渡看她认识几个字，大家小姐又一向要学习女红管账，就拜托了熟识的纺织厂的厂主，请她去做一个账房，顺便监管女工的活计。
工厂主十分欢迎。他麾下的纺织厂大多是女工，概因女工灵巧、便宜、无处可去。而同等的活，男人手指关节粗大，又往往不谙纺织，耐心也差一些，在同等的活计里，却总是要求更高的工资，并不怎么受纺织厂欢迎。
女工虽有好处，但却使这位工厂主犯了一个难处――他麾下不止有这么一座纺织厂，他不好日日监视女工的一举一动，只好雇佣账房先生记账，监视，免得女工偷懒、顺手摸些零碎布料回去。
但是鉴于纺织的时候，蒸汽勃发，屋内太过闷热，不少女工会有脱掉上衣之类的举动。
而要巡视工厂，记账，能给女工讲活计，要看他寄过来安排的信的账房先生，必然要识文断字，但凡识文断字的，自认有几个面子，谁愿意这样“斯文扫地”？
只好请女先生。可是，这年头，别说能识字的女人了，就是认识几个字，能记账的男人，也绝不多。
罗照雪一来，这位面向看起来忠厚的先生就乐开了花。甚至还仗着初出深闺的大小姐不谙世情，更不会讲价，又给她往下压了一半的工钱。
罗照雪不知道，也不在乎，至少现在不在乎她的工钱曾经有能比现在多一倍的机会。
她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她本来是绣楼上衣食无忧的大小姐，有丫鬟婢仆，虽然行动处处受限制，但是从没有要为自己的饮食而负责，为自己明天的活计而动手。甚至还有一大笔嫁妆，虽然这笔嫁妆她自己也无权随意动用。但总归是有的。
就算以后成了贵太太，掌管丈夫的后宅，经手丈夫的财富和小妾，那也是一种殊荣。
她赌气不去干活，天天在寄居的屋子里以泪洗面，后悔自己竟然做了状告父兄的傻事。又怨恨起义军，为什么要受理她的一时“冲动”。有时候，甚至不免怨恨起十三娘为什么要死的这么不平静。
工厂主看在义军的人情上，也不催她，但是却也不会给她一个子。
这样过了大概三四天，她终于却耐不住夜夜的饥饿。爬起来做了第一笔帐。
那日结的工钱到账的刹那，她捏在手里，觉得这简直要烫穿手心，是彻头彻尾的耻辱。淑女怎能为钱而去这样地做事？
不过，她的肚子咕咕地叫了。当众。那更加羞耻。
但她没有买过粮，更不会做饭。只好碎步掩面，头一次没有丫鬟为伴，自己进了饭馆，跟她觉得粗鄙懒惰的女工混在一起吃饭。
这样耻辱的日子怎么能继续下去？
此刻，她只恹恹地扭过头去，毫无精神可言点点头，权当作是和她们打过招呼了。
她作为嘉兴本地出身的千金小姐，尽管落魄了，也对这些女工持有和嘉兴本地士绅人家一样的看法。是绝看不起的。
何况，她自己作为新任的账房加监工，更知道那些行商之人的鬼话半句都不可信。他们怎么能拍着胸赌咒发誓说这些是清白女孩子？
她都听见好几次有几个女工在悄悄嘀咕什么“丈夫”，什么“逃出来再不回去”。更过分的还有说漏了嘴的“从前鸨母说……”这样的话呢！
难怪那些奸商尽管鼓动女工平时在外多穿的鲜亮些，但一时之间，仍旧没有嘉兴人愿意听他们的胡扯，把女儿送进来做工了。
嘉兴新鲜出炉的报童从纺织厂前一路跑过，喊着：“号外号外，原来潇湘君子乃是女君子！”
她没精打采地坐在工厂门口的桂花树下，叫住报童，拿几个铜子换了一张粗糙的“小报”，准备一会监视之余，打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