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我趴在窗边看外头的街道，老槐树在橘黄的灯光下摇曳树影，知了藏在树间叫得欢实……隔壁的主卧里，陈敏和黎正思吵得不可开交，陈敏好像哭了，那声音经过一栋墙的过滤并不真切，我却产生一种类似幻听的错觉。
我知道陈敏在说什么，她在说，反正你也从来不管你的狗屁儿子，要不是为了他，我犯得着在这里置气，我早一个人潇洒去了。
晚风还在吹，裹挟老槐树喷过农药的苦味，那股气味在我的记忆中如此深刻，以至于后来许多年再闻到，都会产生一种生理性反胃。
到最后陈敏还是把手机给我了，理由是她要出海去，又担心我爸不管事，只能跟我那时候的班主任打了声招呼，让我有事找她。
班主任是个矮个子女人，姓马，没有生育之前还挺好看，但如今有了孩子只能用“富态”来形容，班里有小孩背地里给她起外号叫马肥婆，原因无外乎是因为她的严苛。
在我短暂的童年里，大人给我的印象多数都是过分严肃，我跟许多叛逆期的孩子一样，在“小孩”与“大人”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线，线外头都是需要被防范的对象，当然也包括我的班主任。
但我自诩算是聪明的，不会在陈敏面前将心中所想说出来。
所以那天她临走的时候，捧着花束在阳光下笑得很开心，她从大巴士上面探出脑袋，向我挥手，说：“生生，我不在家你千万要听爸爸的话。”
我说，好。
我不愿意承认自己心里面有点难过，我将其归结为我想念陈敏做的饭菜——她不在家，我的伙食就只剩难吃的食堂和我爸做的、难吃的方便面。
顾柏川抱着花束站在我旁边，目送顾严紧随其后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尾气为盛夏再添一把新火，扫过沥青马路，一路远去。
童年是短暂的，在诸多关于童年的名言警句中，不知道有没有哪个伟人说过父母应当在这些个日子里多陪陪小孩，但无论如何，对于我和顾柏川来说，“家”都是一种缥缈的概念，因为在我对童年有限的记忆里，父亲是不着家的，而陈敏也总是间歇性的离开，或许是去往北京周边，也或许是去西南的山林，再或许，就像今天一样，她将乘着我只在电视上看过的大轮船，跨过太平洋、印度洋……
同理，顾严也是。
所以我和顾柏川同病相怜。
父母不在的日子里，我的“疯病”愈发严重，它就像是一种潜藏于人心的病毒，又像是季节性感冒，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冲破潜伏期，一举爆发。
如同春天河流冲开浮冰，原始而迅猛，我无从思索自己的行事动机——我把杨辰打了。
更加准确的用词是“互殴”，只不过这个胖墩打架的功力实在是不入流至极，我一拳挥向他的鼻子，本以为他至少会偏头闪开，却不料这人蠢得出奇，硬生生用鼻梁接下这一拳。
他流血了，鼻血顺着他如肥猪一样的鼻孔向外流淌，血腥味刺激着我的感官，我打红了眼，一边痛下狠手，一边叫嚷：“服吗？服不服？顾柏川是我兄弟，你侮辱他就是侮辱我，少他妈在那里装蒜，以后你要再敢说他一句试试！”
杨辰本来还想还手，但他摸到了自己流的血，手指放到面前一晃，大哭起来：“我要死了，黎海生要把我打死了，黎海生，要把我……”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周围响起尖叫。
我惊诧抬头，却刚好瞥见顾柏川举着旁边的剪刀就往自己的胳膊上划。
“顾柏川！”
鲜红的血从他的胳膊上淌下刺眼至极，我盯着他，满脸震惊，骑在杨辰身上也忘了下来，时间就像是在那一瞬间静止，我能嗅出顾柏川血液味道的不同，它如此新鲜、刺鼻以至于我被熏得头晕目眩又耳鸣起来。
马肥婆姗姗来迟，颤动她浑身的赘肉，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快要掉下来，她冲进教室，推开挡在前面的桌椅，一跃到我面前：“这是在干什么！黎海生，你快把人放开！”
尽管她声音大得像是烧开的水壶，我仍不为所动，我的目光仿佛被粘死在顾柏川身上，我鼻子发酸，眼睛发胀，我想抱住他的胳膊，问问他到底又是做哪门子疯事。
“呀！”马肥婆随着我的目光望过去，一时间也顾不得躺在地上的杨辰，扒着顾柏川的胳膊就让周围的学生去喊校医，“这是怎么弄的，天呐！你们这群孩子！”
顾柏川沉静得让我害怕。
他说，这是杨辰先动的手。
那是我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一股寒意从后脖颈升起”的真实意义，顾柏川比我想得还要疯，他借着所有人乱成一团的时候割伤自己，又摆出一副备受欺凌却故作坚强的可怜模样，就连三十多岁的班主任都被他吓得提不上来气，更遑论周围那些八、九岁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