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纪从云养的一条臭狗！你和那个死妈的玩意儿一样，就知道在小娘们面前出头，怎么，你是不是早就被她传染上……”
我见他马上就要说出那个词，那个笼罩在纪从云头上、令她在整个童年时代都无法抬起头来的词。
它像是一道尖利的蝉鸣，在这个冬天突兀响在我的脑袋里，我挣脱开顾柏川钳制我的手，用力将拳头挥在杨辰的鼻子上。
世界在那一瞬间是安静的，空白的，像是外面忽然洋洋洒洒下起的大雪，鲜红的血从我的拳头上滴落，很快就要被白雪掩埋。
潜意识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它是永远无法闭起来的耳朵，收集所有四周的声音，好的坏的，真的假的，愿意记住或是不愿意记住的……当写满“坏孩子”的标签被贴在我身上，当我永远面对大人愤怒的脸，当无论我说什么都被称作“谎言”，我就决定成为他们口中所说的人。
陈敏同志两个巴掌扇在我的左右脸，将拖拽的行李箱扔在地面上，大声呵斥我，说我简直为她回家准备了一份大礼。
我知道她心里有气，刚下飞机就被一通电话叫来学校。
可我也有。
“杨辰那是活该！打断他的鼻子怎么了？要不是因为杀人犯法，我还想把他脖子拧断呢！”我叫嚣着，往靠墙的位置退去。
我的个头已经比陈敏要高了，力气也比从前大，小时候打架只是皮肉伤，现如今却足以酿成更惨重的后果——我当然知道，可那只在我脑袋里不停不停叫着的夏蝉并没有随年龄的增长而消失，我还是会动手，以暴制暴解决问题。
我不明白，为什么大人总以打架的输赢来论对错，比如杨辰明明才是需要被批判的对象，却由于他受了伤，这些辱骂就都要落在我头上。
周老师在旁边拉着陈敏，一边安抚她，一边瞪着我：“黎海生，你少说两句，别惹你妈妈生气了……家长，您也冷静冷静，这么多孩子还在这里看着呢。”她的目光扫过办公室里其他垂着头的男孩女孩。
顾柏川也在，他抬着脑袋，腰杆笔直，上前一步跨在我和陈敏中间，道：“陈阿姨，杨辰欺负女孩，海生看不过去才动的手。”
“是呀，阿姨！我给黎海生作证，确实是杨辰说话太难听了。”纪从云也开了口，她的表情很为难，我明白，她是知道陈敏不怎么喜欢她。
陈敏还是骂我，她说，黎海生，以后让你不满意的事情还多了去了，难不成一有不满意的事你就要和人家动手？
“现在打人，再大点你是不是真去杀人啊！”
“家长！”周老师不禁扬起声音，她将陈敏按在椅子上，又将装着茶水的一次性纸杯塞到她手里，“您回家再教育孩子，我们今天主要是叫您来和对方家长沟通的。”
“我没有什么好沟通的，该怎么罚他怎么罚他。”陈敏站起身来，重新拎好自己的白色小皮包，拉起行李箱，不再看我，“黎海生现在主意大得很，我看他早就不需要我这个当妈的了。”
我知道她怎么想的，她嫌我丢人，丢她陈敏的面子。
于是，我跟准备再拨打电话的周老师说：“您也别打扰我爸了，他俩谁都不乐意管我。”
北京的冬天是很漫长的，干燥寒冷，放眼望过去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只是偶尔会有麻雀落在地面上寻找食物，它们早就放弃了草坪和树坑，转战所有人流密集的地方，那里会有面包屑或者煎饼渣——这一点和顾柏川看的自然纪录片完全不同。
它们是被城市驯化过的飞鸟，跟我一样，在北方这座繁华都市里挣扎，心脏收缩，渴求一点人群上方的空气。
这是2013年的元旦，叛逆期带来的钝痛与我骨头里的刺痛合二为一，顾柏川管这个叫做——“生长痛”。
我站在高高的主席台上，声情并茂朗读面前一张信纸，上头有我歪歪扭扭的狗爬字体，最上面一行用特大号写着“检讨书”。
“……我不该来回调节空调温度，不该跟杨辰同学动手，即便他骂我是狗，我也应该认怂跑去叫老师。”我即兴发挥，在书面文件的原文基础上多加了后面几句话。
底下列着队的学生发出哄笑，我余光瞥见旁边的团委老师脸色铁青。
我“哎哟”了一声，又道：“不好意思各位老师，念错了，我重新来啊。我不该跟杨辰同学动手，暴力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要学会沟通，因为善于沟通是人类的良好品德之一，希望大家能引以为戒，不要犯和我同样的错误，不然你也有机会站上主席台！”
我故意将最后一句话念得像一句推广广告，目光瞥向杨辰贴着纱布的脸，差点笑出声来。